风骨棱然话柳书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有一位擅长楷书，以骨力清劲著称于世的大家，这就是为人所熟知的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中唐书法家。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元和初年擢进士第，官至太子少师。他平生致力经学，对《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及《庄子》等，都有较深的研究，此外尚通音律。

　　柳公权在入仕之初，便被书法所累。据宋·朱长文《续书断》记载：穆宗时，柳公权以夏州书记入奏，皇上一见到他便说：“联尝于佛庙见卿真迹，思之久矣。”于是就拜他为右拾遗侍书学士。这侍书学士的职务是很低的，为“搢绅”们所耻，但他却默默地做了很久，竟至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他在做官期间，仍然保持着正直的性格。相传穆宗尝问他用笔法，他回答说：“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致使皇上“改容，悟其以笔谏也”。这就是所谓“笔谏”故事的来历。

　　柳公权的哥哥柳起之，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由于不满于他弟弟的职位，便写信给宰相说：“家弟本志儒学，先朝以侍书见用，颇类工祝，愿徒散秩。”后来，朝廷便改柳公权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在唐文宗时，柳公权虽然做了中书舍人，翰林书诏学士，但仍侍书宫中;直至咸通初年，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岁。

　　柳公权的书法，由于帝王的赏识，在他在世时就已极其珍贵。一次，文宗和学士们联句，文宗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一时续的人很多，但文宗却偏独赏识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余凉”，以为“词情皆足”，并“命题于殿壁”。柳公权遵旨持笔，一挥而就。字体很大，约有五寸，但精美非凡，以致文宗赞叹着说：“钟(繇)王(羲之)无以尚也。”立即迁他为少师。又有一次，宣宗叫他在御前写楷书“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草书“谓语助者，焉乎哉也”，行书“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等二十九字，令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拿笔，写完后备加赞赏，且又“赐以器币”。后来，此事传开，大家便都争着向他求字，以致一时形成了“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的局面，连外夷入贡，也都特地带了专款，并说：“此购柳书。”

　　柳公权的诗也做得好，他还有过一段以诗救宫嫔的佳话呢!据五代王定保《摭言》记载：武德时，皇上曾迁怒一宫嫔。后来皇上对柳公权说：“我责怪这个宫嫔，但如果能得到你的一首诗，我就放了她。”说时把视线移往案头的几十幅蜀产笺纸，以示让他作诗。这时，只见柳公权提起笔来，略加思索，顷刻之间便作成七绝一首道：

　　不忿前时忤主恩，巳甘寂寞守长门。

　　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

　　皇上看后心中大悦，当即赐柳公权“锦綵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之。”

　　由于柳公权生前已享盛名，所以，虽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然而他的碑版却依然流传较多，最著名的莫过于大家都知道的《玄秘塔碑》了。《玄秘塔碑》书刻于唐会昌元年(841)，碑为楷书，总二十八行，每行五十四字，原碑下半截每行磨灭二字，即使是旧拓也不能窥见原豹，其余诸字则都完好无损。后世因此碑字画挺朗完好，结体精密紧凑，故学习柳体楷书的常以此碑为入门之阶，但亦有对此碑有微词的，如明朝赵崡《石墨精华》说：“塔为大达法师建者，碑裴休撰，柳诚悬书，书虽极劲健，而不免脱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鲁公(颜真卿)而多疏，此碑是其尤甚者。”原碑今存西安碑林。

　　柳公权除《玄秘塔碑》享有盛名外，其楷书之最精者当首推《神策军碑》。《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书刻于唐会昌三年(843)，崔铉撰文。因为此碑记述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书刻后又立在皇宫禁地，不能随便椎拓，因此流传极少，现仅北京图书馆藏有此碑上册。据宋赵明诚《金石录》载：此碑原拓分装两册，下册早已亡佚，上册载碑文前半至“来朝上京嘉其诚”的“诚”字为止，后半碑文字全缺。按此碑为柳公权六十六岁时书，较《玄秘塔碑》晚出二年，而字大亦过之。碑上书迹苍劲浑穆，爽爽有神，加之摹刻极精，因此无异真迹。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足资观摹。

　　此外，柳公权的楷书碑刻尚有《大鉴禅师碑》、《金刚经》、《苻璘碑》、《李晟碑》、《金沂州普照寺碑》、《高元裕碑》、《冯宿碑》、《刘沔碑》、《魏公先庙碑》等，但由于有的原石已佚，仅靠翻刻流传;有的碑石磨损过多，字迹完好无几;有的原作拘滞，未能发挥平时水平，故而一般影响较小，不若上二种碑刻影响之深远。

　　再从柳公权的行书帖刻来看，其流传有绪而能见到的极少，一般以《兰亭诗》为最出名。今观《兰亭诗》字迹虽较丰肥浓艳，但却骨力清劲，没有半点俗气，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董其昌曾将其刻入《戏鸿堂帖》中，此后又因乾隆皇帝酷爱此帖，又将其重新摹入《兰亭八柱帖》第五册中，所以一般尚易见到。除此之外，柳公权的行书帖刻《蒙诏帖》也很有名气。《蒙诏帖》全文只七行，仅“公权蒙诏，出守翰林，职在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深察感幸，公权呈”数字而已。又因帖中写有“翰林“字样，故此帖又称《翰林帖》。按柳公权《蒙诏帖》作于长庆元年(821)，其书字体气势超迈，意态雄健，当时柳公权44岁，正值雄姿英发之际，故其书自是如此。后人认为此帖不仅是柳公权行书的杰构，亦且代表了有唐一代书法的风格，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柳公权的书法以王羲之为入手起步，后又广泛涉猎隋唐诸名家的作品，然后融会贯通，酝酿变化，最后自出新意，卓然成一大家。宋朝范仲淹在《诔石曼卿文》中“称“延年(石延年，字曼卿)之笔，颜筋柳骨”，从此“颜筋柳骨”的美誉便不胫而走遍了天下。

　　不过，后人对于柳书的评价，亦如其他诸家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有褒有贬的，但一般说来，却是褒多于贬的。宋朝米芾曾称美柳书说：“公权如休粮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宋朝朱长文在褒称柳书的同时，认为不及颜真卿的书法，他是这样说的;“公柳博贯经术，正书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虽惊鸿避弋、饥鹰下韝，不足以喻其鸷急云。”此后明朝的董其昌，对于柳书的认识，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柳尚书极力变右军之法，盖不欲与稧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欧(阳询)，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至于清朝中末叶时，北碑风行，唐人楷书遭到包世臣、康有为的普遍否定，而尤以颜、柳为甚。如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中说：“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离;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则把柳书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未免立论偏颇了。

　　平心而论，柳公权的书法虽然有刻意及板滞处，但比起他那独特的、清新劲健的书风来，毕竟是瑕不掩瑜的。而“颜筋柳骨”的“骨”字，则更是柳书笔力挺朗，人格灌注的精粹所在。关于这一点，读者在揣摩他的书法时是可以感受到的。

　　(《文史知识》198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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