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卷书法（下）

　　二、隋代

　　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在文化艺术上也形成了统一的局面。隋朝两代皇帝都崇信佛教，大兴寺院，广度僧尼，据有关文献记载，隋朝抄写的佛经达十多万卷。这样大规模的抄经，对于写经书法无疑是很大的促进。寺院中一些著名的高僧，对于隋代书法就有着重要的影响。如王羲之的七世孙释智永，便是吴兴永颀寺的和尚，他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份，布施江东诸寺各一本。《真草千字文》是临摹王羲之的字汇集而成的，在当时是作为书法的范本供僧人学习的，《真草千字文》的流行，推进了楷书、草书向标准化发展。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善书的僧人叫智果，他著有书法理论《心成颂》，总结了书法结体的十八种方法，对楷书的笔划、结构等方面作了阐述。这些僧人的书法活动，必然对当时的寺院写经书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促进了隋朝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就目前调查所知，隋代敦煌写卷有90多件，有的是敦煌本地的写经，有的传自内地，有的是官府写经，有的是寺院写经，较全面地反映了隋朝写经书法的面貌。从书法的角度看，这些写经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基本上是沿着北朝写经的路子发展起来的，这类写经数量较大，风格也不完全一致。写于开皇三年(583)的《大集经卷第十八》(S.3935)，在结体方面保持了魏体书法的特色，质朴而又大方。起笔多方笔，但却非常含蓄，锋芒不露，充分体现毛笔书写的柔韧、丰润的长处。虽有乌丝栏，而绝不刻板。笔画不像魏体书法那样过分强调起笔、收笔的轻重变化，而显得气势雄浑豪放，笔力遒劲，毫不做作。布局上字距疏朗，章法自然，毫无拘谨之态，是一卷成熟的书法作品。

　　写于大业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经》P.2117，题记表明是敦煌郡大黄府王海所写，这件楷书写经，结构平正严谨，起笔轻，收笔略重，捺划拖得较长，这些都是早期写经的习气。特别是“外”字、“一”字、“男”字等，我们可看到北朝晚期敦煌书法风范。但那种刚挺而锋芒外露的笔法已经减弱，而显得柔和细腻，已体现出隋唐楷书的新气象。

　　(二)基本上取法于南朝传统，具有结构平正，笔致温润，字体娟秀等特点。

　　写于开皇十三年(593)的《大智论》S.5130卷末有题记：“大智论卷第册七。开皇十三年岁次癸丑四月八日，弟子李思贤敬写供养。”通篇为规整的楷书，结构谨严，端庄。起笔有时稍加停顿，不像早期书法那样直接落笔而形成尖锐的笔触，与南朝写卷《佛说生经》等书法笔致柔和、墨色丰润方面是一致的，反映了从南北朝向隋唐书法过渡的特色。

　　(三)融合了南北书风的特点，既平正、娟秀，又不失浑厚、刚劲，可以说是趋近于规范化的楷书。

　　P.2091《胜鬘义记》大业九年(613)是隋代楷书的代表，通篇书写工整，结体方正凝重，起笔露锋，收笔重顿，仍存魏书的一些特点，结体方正，略呈条长，紧凑而时见险峻之姿，骨气奇崛，颇有欧阳询楷书之风。这类书法与《董美人墓志》等作品都体现了隋代流行的书风。欧、虞之体多从中而出。

　　隋朝的行书作品不多，S.2048《摄论章》写于仁寿元年(601)，卷末有题记：“摄论章卷第一。仁寿元年八月甘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弥善藏在京辩才寺写摄论疏流通末代。”这段文字写明了本卷是瓜州崇教寺的沙弥善藏所书。隋朝至唐初的瓜州即现在的敦煌。隋朝的京都为长安，那么本卷即是善藏于长安抄写了带回敦煌的。说明当时敦煌与长安之间写经的流通是很频繁的。本卷行书，通篇气势连贯，笔致流畅，又富于节奏和变化。迅疾处，时露章草之气，顿错时，又可见魏书之遗格，但已基本改变了北魏以来的笔法。

　　总的来说，隋朝的楷书在继承南北朝书法的基础上趋向统一北魏那种粗犷豪放之气减弱了，而代之以含蓄沉着的风格。

　　三、唐代

　　唐代是一个雄强、宏大的时代，书法也一样，众体兼备，初唐有欧、虞、褚、薛四家，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书法艺术成果，他们大都出于二王，同时又都注意学习北朝的书法，形成了一代新风。过去，通常认为欧阳询等书家，从北碑中吸取了很多成份，实际上，对北朝书法的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写经，从敦煌隋代写卷中就可看出有类似于欧阳询、褚遂良等名家的书体，时代却早于这些名家。反映了隋及初唐书法艺术的基本审美趋向。整个唐代，欧、虞、褚、薛等四家的影响极为广泛。盛唐以后，书法开始崇尚丰肥，以颜真卿为代表的雄强、浑厚的书风流行开来，即便是写经体的小楷，也有写得丰厚凝重者。总之，有唐一代，写经书法艺术呈风格多样的局面，体现出一种博大恢弘的气象。

　　敦煌写本中的唐代书法材料十分丰富，首先我们介绍几件书法名家名作，对于我们认识唐和唐以前的书法名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人临王羲之《十七帖》残叶，共有三件，巴黎藏一件，为《旃罽帖》(P.4642)，伦敦藏有《瞻近》、《龙保》(S.3753)二帖。二者书写风格一致，应出于同一人手笔。唐太宗崇尚王羲之的书法，收集了王羲之的一些字帖共二十八种，并翻刻流传于世，因第一帖首行有“十七”二字，故称“十七帖”。唐以来，《十七帖》对于人们认识和学习王羲之书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而此帖历代翻刻极多，现传世的主要是“淳化阁帖”本。敦煌《十七帖》残卷为唐人临本墨迹，字型结构等方面与“淳化阁帖本”稍有差异，而用笔浑圆流利，比起刻本更神采生动。与传世的刻本相对照，便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书法大师王羲之的真实面貌。

　　《蒋善进临真草千字文》(P.3561)，贞观十五年(641)。隋代智永禅师，深得王羲之的真传，隋唐之际，人们学书法往往以他的《真草千字文》作为临习的范本。他的书法在当时流传很广，但到了唐代，就很难见到真迹了，流传至今的《真草千字文》有两种，一种是日本所藏的唐临本，另外是北宋和南宋刻本。敦煌写卷中的蒋善进临本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唐临本。本卷藏法国巴黎，前部从“帷房纨扇”开始至结束，正文共34行，真草各170字。尾存题记：“贞观十五年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结构谨严，刚柔相济，与现行的北宋刻本比较，草书更显得浑厚、雄健。

　　唐太宗书《温泉铭》(P.4508)，为唐拓唐裱剪装本，现藏巴黎。温泉，是长安附近的骊山温泉，贞观十八年，把北魏的温泉宫改建为豪华的离宫，又增建了不少宫殿。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自撰“温汤碑文”(即《温泉铭》)，并刻碑保存，原碑早已失去，宋代以后，人们光知道文献记载，无法见到原件，直到藏经洞的发现，这件作品才公诸于世。这件拓本存后半部分计五十行字。尾附墨书：“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永徽四年距立碑后才五年，是最可靠的拓本。唐太宗喜爱右军书，在书法上也颇著功夫，还著有《笔法诀》、《论书》等理论著作，他的《晋祠铭》、《温泉铭》刻碑传世，对于碑刻来说是一大创举，因为碑刻的字体向来是很庄重的，从来不会用行草书刻碑的，自太宗以后，行书勒碑之风也纷纷兴起了。《温泉铭》中我们不难看出王羲之书法的深刻影响，其笔迹圆劲流利，遒媚中不乏机敏，秀丽中见出恢宏之气，是行书的上品。

　　唐拓欧阳询《化度寺塔铭》(P.4510，S.5791)。《化度寺塔铭》全称为《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贞观五年(631)立石，历来被认为是欧体书法中优秀之作，原石早已佚失，传世有多种本子，大多经历代翻刻，未免失真，只有敦煌本为唐代拓本，最接近原作。此件拓本现存英、法两处，前两页存法国，为P.4510号。后十页存英国，为S.5791号，每页四行，行五字，风格古朴，锋颖如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询清逸、劲秀而又险峻、奇崛的书风。

　　唐拓柳公权《金刚经》(P.4503)。柳公权楷书卓然自成一家，素有“颜筋柳骨”之誉，深受时人所重，曾书《金刚经》于西明寺，有多家摹刻本，据《金石录》记载，有会昌四年(844)刻本，大中十三年(859)刻本。敦煌本《金刚经》拓本首尾俱全，卷末注明为长庆四年(824)刻，此本未见著录，而时间又比前两种刻本都早，愈显得珍贵。这件作品笔力瘦硬，字体端严，从中可以体会到柳体书法注重骨法、笔力刚健的风格。

　　以上碑帖大都是唐时流传至敦煌的法帖，反映了中原最新流行的书法艺术对敦煌本地的影响。除了这些名家的法帖外，内地的写经大量流传至敦煌，而唐代敦煌本地的写经水平也并不亚于内地。敦煌唐代的写本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介绍：

　　(一)佛经、道经

　　以前人们认识唐人小楷，多推重钟绍京的《灵飞经》，而比之敦煌写卷中大量的小楷，不啻是滴水比之于大海。敦煌研究院藏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敦研0336)写卷，前残，卷末有后人书上元初的题记，若从高宗上元年算起，至迟在公元762年以前，本卷已经写成。另外，此卷与法国所藏P.3791为同一写卷，被人为地分成了两段。这个写卷用硬黄纸书写，有极细的乌丝栏，楷则淳熟，章法严谨，笔法刚劲。

　　P.2155《唯识二十论序》。卷首题：“唯识二十论序，沙门靖迈制。”《唯识二十论》为唐玄奘所译，靖迈是活动于贞观中的著名高僧。这个写卷楷书间有行笔，笔致瘦劲，结体疏朗，颇有薛稷《信行禅师碑》的风格。

　　P.3831《三藏圣教序》。据《佛祖统记》记载，武则天曾于久视元年(700)诏义净于东都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天后制《圣教序》，这个写本就是武则天时期的写本，前残，存二十二行，尾全，所存的这部分与《全唐文》所录《圣教序》没有大的差别。书法则含蓄润畅，作风和穆，具有褚遂良一路的书风。

　　P.2163《金藏论》。内容为(诸经要集·金藏论》，卷末有题记：“金藏论。维开元甘有三载(735)于幽州写之。”说明是写于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地区)的写本。文中避“世”字、“民”字讳。本卷是一个行书写卷，书法与颜体接近，笔力遒劲，又写得洒脱自然。

　　《御注金刚经》P.2173。据《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廿三年，唐玄宗亲自注《金刚经》，本卷即是玄宗皇帝御注《金刚经》，卷首题记：“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敕随驾讲论沙门道氤集”。道氤是唯识宗的大师，因于开元甘三年于青龙寺宣讲御注金刚经，特别有名望，被称为“青龙大师”。本卷书法具有欧体书法结构紧凑、笔力刚健的风致，又墨色浓重，肌肉饱满，神采飞扬。

　　唐代的道经写卷也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唐朝皇帝认为老子是李家的祖先，所以格外崇奉道教，因而道经也广为传抄流播，敦煌写本中的道经书法水平都很高。

　　写于开元廿三年(735)的《阅紫録仪》卷末有完整的题记：

　　阅紫録仪三年一说。

　　开元甘三年太岁乙亥九月丙辰朔十七日丁巳于河南府大弘道观。

　　敕随驾修祈攘保护功德院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用斯福力，保国宁民。

　　经生许子　写

　　修功德院法师蔡茂宗初校

　　京景龙观上座李崇一再校

　　使京景龙观大德丁政观三校

　　题记中说明是为皇帝而抄写的，并经法师、上座、大德校对，规格极高，可见书手也不是等闲之辈。本卷书法淳厚流畅，雍容和穆。

　　P.2170《太玄真一本际经》。敦煌道经中《太玄真一本际经》保存很多，达一百多件，本卷末题记：“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女官赵妙虚敬写。”可知是一位女道士所写，笔力刚劲，结体稳重大方，体现了唐楷端严细腻的风范。在道经中署名女官的还有女官郭金象、女官唐真戒、女官阴志清等。

　　P.2602《无上秘要》。《无上秘要》是成书于北周时期的道教类书，本卷尾题：“无上秘要卷第廿九，开元六年(718)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侄马抱一……”神泉观是当时敦煌著名的道观，现存的敦煌写本中尚有马处幽、马抱一抄写的道经多件。他们的书法笔致丰腴，结构端庄，是优秀的楷书写本。从这件写本中我们看到，唐代的敦煌在书法艺术上与内地并没有多大的差距。

　　(二)儒生的写本

　　儒家经典在敦煌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大多往往是文人所书，其中自有一种“书卷气”。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看起来也是读书人所写，与寺院的写经迥然不同。

　　P.2540和P.2562《春秋左传集解》。敦煌所出《春秋左传》写本，杜预集解本达26卷，其中有不少与传世本《春秋左传集解》文有出入，可互相校勘，具有文献价值。《春秋左传集解》的写本大多书写工整，P.2540和P.2562写卷是较优秀的。这两个写本书法和畅，刚柔和度，结体严谨，气度雍容。P.2562写卷中“世”字避讳，有的专家认为是初唐所写，从书法风格来看，两件都是唐前期的风范。

　　P.2617《周易经典释文》(738)结体开朗雍容，笔法刚劲而浑厚，具有颜《勤礼碑》之风，而颜真卿此时还不到二十岁，《勤礼碑》的完成，更比此卷晚了四十年，说明一个时代书法家总是从民间吸取很多有益的成份来丰富自己。

　　敦研0356《文选·运命论》。仅存一纸，共22行。据研究，法国藏的P.2645卷《文选·运命论》正好与本卷相接，法国藏卷存34行，为前半部分。这件《文选·运命论》写本笔法劲健而娴熟，间距疏朗，虽小楷而气势开张，颇有褚遂良书法的风致。有的论者认为是隋代的写本，从其字体结构的成熟，楷则的谨严等方面看，恐怕应是初唐的写卷。

　　P.3862《高适诗》残卷。共存高适诗三十多首。高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在河西节度使幕府任职，他的诗流传西域，深受西北地区人民的喜爱。这件写本墨色丰润，笔致含蓄，章法自然。

　　唐代还出现大量的草书写卷，如P.2063《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草书作品，贞观甘一年(647)玄奘译出《因明入正理论》，许多高僧为之作注，并掀起了学习研究因明学的热潮，当时著名的有窥基、净眼等十余家注本，本卷题下有“慈因寺沙门净眼续撰”，查《大正藏》，净眼所撰的后疏不见著录，敦煌写本是存世的孤本。写本为章草，字与字间笔画不连，但通篇气势雄浑，而又灵动流畅、珠圆玉润。

　　P.2176《妙法莲花经玄赞》。唐玄奘的大弟子窥基曾著《法华玄赞》，这是唯识宗的重要理论之作。这个写卷全用草书写成，笔势流转，生动自然。

　　草书写卷尚有S.5478《文心雕龙》等写卷行笔流利，气势畅达，跌宕变化，多有奇趣。

　　唐代的敦煌写卷书法风格纷呈，丰富多彩，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唐以后，五代、宋的写本仍保存不少，但从书法艺术上看已走向了衰落，书法缺少唐代那种旺盛的创造力和严谨而细腻的精神，除了一些官府文件还保持一定的水平，其余不论写经还是世俗文书写本，在书法艺术上可以称道的极少。

　　(《文史知识》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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