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书坛三杰

　　近世以来，言初唐书坛名家，向有“四家”之号，“或称欧、虞、褚、薛，或称欧、虞、褚、陆”(刘熙载《书概》)。人们对欧、虞、褚三家都无异议，而于薛于陆却颇有争端。读薛、陆二家作品，薛稷党同褚遂良，时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美誉。陆柬之是虞世南的外甥，学舅氏能得浑劲。薛、陆二家，不过是接武前辈的名流，如果让他们跻身“四家”之列，学父书的欧阳通也可以跻身班列，又何尝不可以把“四家”扩编为“六家”呢?今天，我们不以“四家”的成说为当然，只认由隋入唐并且在贞观之世同享盛名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初唐书坛的杰出人物。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家族是临湘郡的豪门，祖父欧阳頠是陈朝大司空，父亲欧阳纥任广州刺史。父亲谋反被杀，他死里逃生，被父亲的好友江总私下收养，并且亲自教诲训导。江总是陈朝的权臣，又是著名的文学家。欧阳询博通经史文艺，应该是江总培养的结果。

　　欧阳询大半生在陈、隋两朝渡过，唐朝建国，已经62岁，贞观年间，历官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他很有学问，主编过一部百卷本的《艺文类聚》。但他的书名似乎更盛，名播异邦，“高丽尝遣使求之”。欧阳询的身材相貌很丑陋。太宗说：彼邦人士看到欧阳询的书作，一定会以为他的身貌非常魁梧吧!他写楷书，起笔处好按笔显出方头，折笔处顿挫成圭角般的方峭，笔画挺直方锐，“若武库之矛戟”。欧字的结构欹侧而方整，字形瘦削，字的重心又偏低，呈现高耸之状，如“孤峰崛起”。这些形态上的特点，唐朝书家认为是“劲险”，宋朝米芾称之为“险绝”，清朝梁巘说他敢用“险笔”。千余年来，人们都爱用“险”字来形容欧字的奇特，用兵器来言状它的森严峻整。欧阳询作铭石的楷书的确注意字画的整肃，而写起行书来，就没有这样的顾忌。读他传世的《梦奠》、《卜商》、《张翰》、《千文》等帖，运笔弄翰疾利而“跳掷”，锋芒毕露，形体更是“不避危险”的紧结刻厉，势态“如金刚瞋目，力士挥拳”。他写飞白书也很内行，有“雄剑欲飞”之势。至于篆、隶二体，在唐朝已是古调，他写得很规矩，见不到自信的发挥。写草书则非其擅长，“难于竞爽”，“笔势恨少”。欧阳询虽然能写各体书，但见其个性传久远者则是楷书和行书，历代褒奖的欧字，主要是指欧的楷书。

　　虞世南(558—638)是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自幼过继叔父虞寄为嗣子，所以表字伯施。虞世南出身名门，年轻时与其兄虞世基投在大学者顾野王门下学习了十几年，博学兼擅文词，还在隋朝编辑了一部《北堂书钞》。就学问而言，他与欧阳询难分轩轾，但于书法一途，欧阳询缺了名师指点这一课，虞世南则幸运得多，师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登堂入室，大受熏陶，饱经激励，成了王书流派的传薪人物。入唐之后，不仅进入李世民秦王府“十八学士”集团，还是太宗学习王羲之书法的辅导教师。初唐的书家，谁曾有过这等荣耀。唐太宗把王羲之推为书坛神主，掀起历史上第三次学王书的高潮，固然与太宗本人的好尚相关，恐怕也不能忽略虞世南在他身边经常施加影响所产生的作用。

　　由师门露身手、以王书得宠信的虞世南，也容易湮没在智永、王羲之的阴影之下。谈到虞世南的书法，人们常常注意到他继承智永法统的一面，却很少留意智永笔下的王书形态，虞世南并没有全盘抄袭。。从他写的《孔子庙堂碑》中可以看到，智永绵密欹侧的字态，被他淡化成平正宽缓的态势;智永丰肥的笔画，在虞字中几乎隐没得无影无踪。虞世南在继承的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审美选择，不激不厉的风规，外柔内刚的优雅，应该算是虞世南书法的个性所在。哪怕这是无意识的流露。

　　虞世南传世的作品很少。一通《庙堂碑》，一卷《临兰亭序》，一纸《汝南公主墓志稿》，我们现在一睹虞字的风采大体据此。他写字，似乎倾心于“气秀色润”的平和优雅，与欧阳询的紧结、险劲截然不同。他不把筋骨抛露在形质的表面，如后代书论家所说：“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书概》)虽然虞字不及欧字那样在视觉上富有强然的形式感和刺激性，其宽和、清朗、恬静的韵度似乎更有耐人寻味的内在魅力。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的父亲褚亮也是“十八学士”集团的成员，与欧阳询亦有交谊。比起欧、虞，褚遂良的仕途经历要显赫得多：太宗朝任中书令，高宗朝为宰相，还是太宗临终前嘱托的顾命重臣。地位高崇意味着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他又要把高宗视作虚纳谏言的太宗来对待，坚决反对高宗娶武则天这位昔日太宗妃子为皇后，触怒龙颜，骤然从高位跌下，成为高宗实现男女私情的牺牲品，63岁时郁闷地死于贬所。

　　褚遂良仕途上的锐进，是在欧、虞谢世之后得益与太宗亲近;而他大受赏识，则起因于一笔好书法。虞世南逝世后，太宗感叹“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了在史馆任起居郎的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旧唐书·褚遂良传》)。这一年，推算起来，他大约四十二三岁。当时，太宗正“博购王羲之故帖，天下争献，然莫能质真伪，遂良独论所出，无舛冒者”(《新唐书·褚遂良传》)。这也许是他博得太宗信任的开始。他还把宫廷的王书藏品笔录下来，写成了唐朝开国以后第一篇整理王书的重要文献——《右军书目》(见《法书要录》卷三)。传世的褚摹《兰亭》，应该是他侍书太宗之后写下的。

　　褚遂良的书法，在魏征将他推荐给太宗之前，欧阳询就大为赏识，《旧唐书》本传中有“父友欧阳询甚重之”的记载。他46岁写的大楷作品《伊阙佛龛铭》，笔体方整刚健，骨格外耀，大有欧字的风范。可见欧氏的赏识，是用欧字的标尺。次年书写《孟法师碑》，兼有欧字的方严和虞字的遒媚，透露出转向虞字的心机。也许他自知在太宗身边侍书，能写出虞字的模样差可宽缓太宗对虞世南的思念。仅就书艺而言，倘若响应太宗学王书的号召，把王羲之书法作为心中高悬的楷范，也应当服膺虞字，以此作为上攀王书的津梁。

　　褚字自成一家的标志，是他写的《房玄龄碑》，这一年他已53岁。而褚氏最完美的书艺作品，则是58岁时书写的楷书《雁塔圣教序》。历代书家对褚字风格的赏鉴，大多是以这件作品来认定的。

　　褚字最显著的外观特征是“瘦劲”。说到瘦，初唐三家比之中唐书家如徐、苏灵芝等辈的肥腴，自是时风之别。就初唐欧、褚二家而论，欧字的瘦，因其笔画方锐挺直，瘦得硬板;褚字的笔画细劲而且灵动，有某种弹性的张力，瘦得劲健。褚遂良善于调弄锋颖，运笔的速度比较迅捷，笔姿又见圆畅。他的后期作品，汲取虞字的宽绰，又微杂隶法，以外拓的笔法取姿，每个字都生出佳丽般“风姿绰约”的姿色，非常可人。相比之下，欧字像是板起冷峻面孔的道学先生。难怪人们用“美人蝉娟”称赏褚字，以“新瘥病人”比况欧字了。

　　欧、虞、褚三家，各具典型：欧于紧结峻整中显露险势;虞得虚和遒逸，神宇清朗;褚承二家之后，精心别裁，采欧字瘦硬之神为劲健，取虞字虚和之象为华丽。这样指出三家的分野，只是从书法的外形上落笔，即使涉及神采气象，也还是停留在审美鉴赏的层面上。清朝的书论家并不满足于了解三家艺术特色的事实，他们还要追问三家的渊薮，要分别体变的源流。最先作出解释的是阮元，他认为欧、褚方严劲挺，是北派;虞世南疏放妍妙，是南派。北派长于碑版，南派妙于尺牍。于是，初唐三家在书法形态上的分野，就有了新的含义。我们不知道欧、虞、褚三家生前是否心存南北的畛域而各执一端，仅就师承的渊源来说，欧、虞两家风范，的确壁垒分明。欧阳询的碑版之作，沿袭隋朝朴茂峻整的遗范，《新唐书》称他“初仿王羲之书”，不过是“从帝所好”的权宜之辞。即使他对王羲之书法心向往焉，也难改操作得熟能生巧的北派积习，起码他写碑是用不上仿学过的王羲之书法。虞世南生前似乎不以写碑为胜场，阮元说：“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书碑碣不多。”确切地说，虞世南的字作铭石书实在不如欧字来得醒目、合用，铭石书正是虞氏书技的短处。这里还有东晋以来王派书家信守的观念在起作用，即写碑类同工役，是不名誉的事情。王献之的拒绝题榜，王褒入北周懊恨于崎碑岖碣之间，都是被这种观念驱使的证明。由此看来，初唐的书坛，欧阳询代表着隋法，根源于中原的北派，以方严的碑版见长;虞世南祖述右军，是南朝王书流派的法嗣，恪守江左风流。他们以垂暮之年进入唐朝，门户在前朝铸就，洗心革面谈何容易。

　　与欧、虞相比，唐朝建国时才33岁的褚遂良，在隋朝熏染的底色要淡薄得多。从他在贞观年间书写的楷书作品中可以看到，40余岁时还在欧、虞之间摇摆。侍书太宗之后，得整理王书及其他名家旧迹的工作之便，饱览法书，领悟精髓，迟至58岁才写出独具个性的精美绝伦之作：《雁塔圣教序》。这时的褚字，已把欧、虞二字融通得不见痕迹，其活泼新丽的笔调，是南是北也难得说个明白。由于囿于南北之论，我们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褚字横空而出，初唐书坛由欧、虞分领的局面骤然改观，特别是我们把眼光向中唐书坛延伸，便能感觉到褚风的强劲，用清朝王澍的话说：“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为柳公权，稍纤媚则为钟绍京，稍腴润则为吕向，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论书剩语》)。翻检唐人书作，受褚书教化者远不止上述名家，敬客之《砖塔铭》、敦煌文书中许多经籍写本，都可以见到褚风的流披。清朝刘熙载对此也深有感受，称誉“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书概》)。

　　初唐三家，欧、虞分峙于初，他们人在唐朝而艺守陈隋，是前朝书风在新朝的代言人，算不上唐风代表、唐楷典型。欧、虞谢世，褚遂良继起，游移欧、虞二家之后归宗魏晋，自写心得而卓然自立。真正的唐朝新风，实由褚遂良始。

　　(《文史知识》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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