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性刚直、精于书法的褚遂良

　　褚遂良，生活于隋开皇十六年至唐显庆三年(596—658)，字登善，祖籍阳瞿(今河南禹县)，晋时已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褚遂良广涉文史，博学通识，传有“王佐之才”，是唐朝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书法家。在太宗、高宗时，身居要职。贞观十年(636)褚遂良自秘书郎迁起居郎;十五年(641)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后授太子宾客;十八年(644)拜黄门侍郎，参综朝政;二十二年(648)拜中书令。高宗即位后，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

　　一

　　作为著名的政治家，褚遂良首先以正直闻名，深得唐太宗的信任。在担任谏议大夫兼起居事时，深知该职之重要性。他继承了历代史学家秉笔直书、对历史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对皇帝的言行都作如实记录。唐太宗曾试探性地问他：“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他回答得十分干脆：“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其次，褚遂良以敢于直谏而闻名。641年，唐太宗欲登泰山封禅，到洛阳时，“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褚遂良就对太宗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将告成东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营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唐太宗深感其话有理，就下诏放弃了封禅之事。唐太宗晚年，国力强盛，逐渐萌发向四邻扩张的野心，褚遂良以政治家的胆识，敢于直言不讳地谏阻唐太宗，务以睦邻为要，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和周边地区的关系。644年，唐太宗意欲亲征辽东，褚遂良有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切谏不可渡海远征，以防不虞，“今陛下将兴师辽东，臣意荧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辽，指期克捷，万一差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愤兵，则安危难测。”由于李勣的怂恿，太宗没有听从褚遂良的建议。褚遂良再次上书，认为唐太宗亲征辽东，不合情理，他说：“高丽王为陛下之所立，莫离支辄杀其主，陛下讨逆收地，斯实乘机。关东赖陛下德泽，久无征战，但命令二、三勇将发兵四、五万，飞石轻梯，取如回掌。夫圣人有作，必履常规，贵能克平凶乱，驾驭才杰……臣旁求史籍，讫乎近代，为人之主，无自伐辽，人臣往征，则有之矣。”当时，群臣也多谏止太宗亲征辽东，但太宗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发兵辽东。这次远征，历时将近一年，杀戮甚多，损失惨重。战争中双方胶着，拖至寒冬，草枯水冻，唐军粮草殆尽，被迫回师，途中又遇暴风雨，将士冻死甚多。这次远征实际上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太宗在回师途中对劳师远征深表后悔。同时，褚遂良在多次上书中告诫太宗：“国家者譬诸身，两京等于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绝域若在身外”，“古者哲后，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务广德化，不事遐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述了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及周边地区关系的重要性。此外，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又力谏太宗否立魏王为太子而转立晋王的主张。再次，褚遂良以尽忠职守、刚直不阿而闻名。在关系到唐朝命运的重大政事中，褚遂良都能秉公正直，具有远见卓识，因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649年，唐太宗病危之际，召褚遂良及长孙无忌同受顾命，要他们像霍光、诸葛亮那样匡扶幼主，“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同时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可见褚遂良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地位。高宗即位后不久，欲立曾是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做皇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极力反对，其态度十分坚决，言辞十分慷慨：“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最后，褚遂良致笏殿阶，叩头流血，对高宗说：“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在李勣等人的支持下，武则天终被立为皇后，褚遂良的悲惨命运也于是开始，先被贬为潭州都督，再被贬为桂州都督，不久，被贬为爱州刺史，在途中忧郁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二

　　作为书法家的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和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书法家。

　　褚遂良书法源远流长，别具一格。其书初学史陵、欧阳询，继学虞世南，后追王羲之，又从隋《龙藏寺碑》中汲取营养，将碑帖揉合在一起。张怀瓘《书断》中说：“遂良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媚趣，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朱长文《续书断》中评：“其书多法，学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也。”当时人曾十分形象地评价褚字：“字里生金，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米芾说褚书“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由此可见褚书的风格是疏瘦劲炼、道逸婉媚、丰艳流采、韵致畅达、变化多姿。其书与虞世南相比，少浑厚之质;与欧阳询相比，少险峻之势，但清虚高简、闲雅隽秀的韵致无疑是其特点。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

　　褚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楷书中保留了浓厚的隶意。潘伯鹰先生在《中国书法简论》中说：“褚遂良的楷书，最特殊的一点是隶书的形态所存特多。他的楷书中许多字几乎仍然是完整的隶书，尤其与《礼器碑》相似，这原是由他的学书源流如此。”褚遂良精研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十分清楚王书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隶书笔法的。褚遂良在将隶书古法融进楷书的同时，又形成了与王羲之不同的艺术面貌，即在楷书的点画之间揉进隶书的正面结构和一波三折的波磔笔意，追求挺劲秀美的线条。其晚年的作品，已将隶书的正面扁平结构融入楷书的横势结体之中，将隶书蚕头燕尾的笔法融入其丰腴的笔法之内。正因为如此，清秀舒展成为褚书的一大特色，褚字能够随笔生态，随势起伏，稳重飘逸，姿态多趣。这些都说明褚书植根之深厚，对此，日本书法家寒边渡鸥曾作诗盛赞：“南帖北碑抾两长，隋朝逸韵拓三唐。含行裹隶《龙藏寺》，寺里生长褚遂良。”此外，“以行写楷”也是褚书的特色之一，这一用笔方法使其书法轻松自如，潇洒流畅，点画虽纤细秀丽，却力含其中，外柔内刚。这也正是他用笔的一大诀窍，是对虞世南“君子藏器”的运用并加以发展的结果。

　　由于褚遂良出身于弘文馆学士家庭，加上自小得到欧阳询、虞世南等名家的指教，能够博览群帖，对唐以前的书法研究颇精，因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鉴定家。虞世南死后，魏征即把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担任侍书，“时上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可见其鉴定水平之高。

　　褚遂良的作品留世较多，有《伊阙佛龛记》、《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等，另有传本《倪宽传赞》、《大字阴符经》。其中，笔者以为最著名的是《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和《大字阴符经》。《房玄龄碑》疏瘦劲炼，用笔外拓取相背之势，特多隶意，转折毫芒曲尽其妙，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孟法师碑》熔欧、虞为一体，既汲取了欧书刚健险劲的用笔，又融合着虞书典雅宽舒的结体，字形显得方正端丽，行笔之际增加了顿挫起伏的变化，有些字参人隶书的体势，具有六朝碑刻古雅凝重的意韵，是褚遂良中年书法的代表作。《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楷书的最高代表，字字空灵毓秀，笔笔艳丽妩媚，熔八分、欧、虞诸体于一炉，其线条纤细柔美，然柔中有刚，细中有力，筋肉虽瘦，犹纤劲有骨。《大字阴符经》清秀中含古朴，苍劲中多流变，承魏晋遗风，绝时俗媚态，清香之气扑人，兼早期《孟法师碑》及晚期《雁塔圣教序》之长。虽然对此帖是否褚遂良真迹尚存争论，但书法界公认这是传世墨迹中的稀有妙品。

　　在唐朝以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清代刘熙载称褚遂良为“广大教化主”，沈尹默先生进一步阐发了这一道理，说褚书“典雅宽舒，刚劲锋利的继承了虞欧之风，并承接二王，传接真卿”，“能推陈出新，树立唐代新规范”。当时学褚书最有名的是薛稷，《书断》评论薛稷：“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之高足，甚为时所珍”，故当时人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言，但薛稷之书略显“拘窘”。颜真卿就直接师从褚遂良，从中受启发颇深，“颜平原得其筋”，从而把书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实，清朝人所说的唐朝书法去魏晋远，正是从褚遂良开始的。颜真卿的大变是在楷书的主要方面(即“筋”)汲取于褚法。宋代的黄庭坚、米芾、赵佶等都从褚遂良书法中得到丰富的营养，书法史上也往往把他们作为二王笔法的阐述者来研究。

　　(《文史知识》200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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