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本与建安版画

　　一　建本

　　建本是指古代福建建阳刻印的书籍。宋祝穆《方舆胜览》称建阳麻沙、崇化为“图书之府”，以其“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宝庆元年(1225)刘克庄任建阳县令，盛赞此间“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可以想见当时建阳刻书的繁荣景象。

　　麻沙、崇化都在建阳西部，是县治辖下的两个镇，两者相距约十公里许。麻沙镇，别称麻阳、麻镇，旧置属永忠里;麻沙所刻书籍，称作麻沙本。崇化刻书，称为崇化本，其坊肆中心在书坊，又叫书林，于今名址俱在。一般而言，麻沙、崇化刻书都称之为建本，如果书籍版本上没有明确铭刻麻沙或崇化坊肆名，则定为建阳刻本为妥。

　　在宋代，麻沙、崇化两坊刻书齐名。但诸家刻书坊常在书中标注“建溪”、“建阳”、“建宁”，乃至别称“建安”、“潭阳”等，都是指建阳，这是由于古代建置沿革中名称变化，建阳唐代为建安(建州)郡，以后更隶建宁府名，所指皆建阳，今古建安的一部分已并入邻县建瓯了。弄清这一点方不致于为名所困，进而淆乱，因为有人就认为建本即指建阳麻沙书坊的刻书，当为不妥。

　　自宋以降，历元、明及清初，建本一直是国内刻售书最大、影响最广的。但历来也毁誉不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麻沙本”一词，几乎成为世间刻印不精书籍的谶词。其实如前述，麻沙、崇化刻书已然判分，况麻沙书坊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毁于兵火，版刻书籍俱焚殆尽(事见《八闽通志》及《县志》)，麻沙刻书业就此中道衰落，继兴者是崇化书坊，虽然明代麻沙书坊有所萌兴，但终究远不如崇化兴旺。崇化书坊于有明一代，“书市比屋”、“贩者如织”，有名的书坊堂号近百家，如余象斗“三台馆”、余文台“双峰堂”、余氏“勤有堂”、熊大木“忠正堂”、刘氏“慎独斋”、詹氏“进德书堂”等。崇化坊肆因而享有“潭西书林”之谓，居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繁盛之极，非此时麻沙所敢比肩。

　　撇开诸家争论不说，毕竟论家所经眼之建本各不相同。但在中国图书发展历史上，建本有以下几点贡献，却是多方认可的：

　　首先，宋以前的经、史书籍，正文与注疏分刻不同版面，另有一种正文、注释、音训三者分刻之“三行本”。建本却将三者(或二者)合刻于一版之中，用大字刻正文，小字刻注释，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其次，建本早期版框作左右双栏，后期改作四周双栏，更加美观。同时又在栏外增刻“耳子”，内附篇名，或是章节名，检索起来十分方便。

　　第三，在通俗小说中加刻许多插图，例如著名的“建安虞氏新刊”五平话传世本，即元代虞氏刻本《全相武王伐纣平话》(见图一、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和《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皆藏日本内阁文库)，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后来此风沿扩至经史书籍上，以至无书不有图。

　　建本的上述版式创新，为后代所普遍采用，更是建本俏销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帧形式上，一改以往包背装为线装，也为各地书坊所广为采用。诸如这般，其原意为一种促销手段，迎合市场，客观上却对图书的进步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可谓功在千秋。

　　建本的衰没，原因很复杂，但不是历代评述的那般，由于柔木——榕树易刻——速售——不工，导致失去市场。否则，自宋迄清初建本仍盛，清康熙三十七年查慎行游历建阳，留下诗作云：

　　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

　　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

　　伴行的为朱彝尊，亦称“得观云谷山头水，恣读麻沙坊里书”，可见当时建阳刻书仍盛。只是其后清政府钳制学术，建阳书坊两次大火焚毁版籍和坊肆，以及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和广为运用，导致兴旺了七个多世纪的建本日渐衰落。但即便是这样，其余响于清中后期及民国间仍存，只是限于一般日用生活和卜祝类书籍，但能体现其真髓的，却在众多的民间家(族)谱牒上。

　　二　建安版画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正因为有了雕版印刷，唐五代以后的刻本逐渐取代过去的手写本，进而大大推进了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绘画与雕版技术的结合，产生了版画这一艺术形式。建安版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建本的发展轨迹。现存的宋建安虞氏刻本《老子道德经》、建安蔡东弼刻本《史记集解索隐》和《杜工部草堂诗笺》、建安余氏万卷堂刻本《礼记注》，在宋代已然称善了。

　　宋代建本就早已注意附图，即便是在经史典籍中亦采用所谓“纂图互注”的形式。其中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余靖安勤有堂刻印《古列女传》享誉最高，其插图题顾恺之画，清阮福在扬州翻刻此书时判断插图“盖出于北宋摹刻本”，可见雕绘之精，且镌字亦秀美端庄，版式美观，作上图下文，图作横卷式画面，两页合成一幅全图，是建本中常用的版式设计。该书清代乾隆嘉庆间内府有藏，后佚，今存本皆清代翻刻，大失原貌，惟《嘉业堂善本书影》残留宋刻插图书影两帧，据此可以窥豹之一斑。

　　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收入有三幅南宋建刻《妙法莲花经》佛经扉画，署刻有“建安范生刊”。图卷展示场景浩大，佛像庄严，菩萨、弟子与诸神人物众多，人、物、景刻绘谨严精细，而又情景相融，很能显示其时建阳刻工的精湛技艺，代表宋代建安版画高超的艺术水平，如图三。

　　元移宋祚，建阳的书籍插图仍继续保持了高水平的技艺，像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之五平话及北京图书馆藏元至元六年(1340)建安积诚堂郑氏刻本《事林广记》，体现出建阳刻工浑厚古朴的椠刻艺术风格。刀法灵活多样，阴刻、阳刻兼具，字体逸秀，人物生动，是元代建刻之精品。众多插图间情节连贯紧凑，上图下文，图文对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致，因而购销两旺，建本书籍才能“犹水行地”般无远而不至。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是建本的一大特色，坊肆间蔚然成风，客观上开启了后世小说印本之先河，现代连环画就是受其影响。建本在文学史、版画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

　　《事林广记》元代建本有两种存世，一为至顺年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现存台湾;一为至元六年(1340)建安积诚堂郑氏刻本，书中插图版幅较大，表现人物及场景详尽而具体，如“双陆图”中表现了蒙古贵族的形态，以及周围环境、侍仆等情状，对我们了解元人生活和社会风貌大有裨益，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见图四。其他刻画犹有孔子、朱子，以及农耕蚕桑等，无不兼具文史重要价值，行家评赞不愧为元代书籍版画之代表作，绝非偶然。

　　明代建阳刻书进入了鼎盛时期，其内容包括四书五经，乃至日用杂书诸类，而且关注社会中下阶层的需求，因此，科举考试用书、医典、百科，尤其是通俗的戏曲小说，都有明显的增加。以《水浒传》为例，该书为建阳书坊首刻。余象斗双峰堂刻《水浒志传评林》，序文中曾自诩“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止一家”。以“全像”本为号召，锐意出新，也是书坊扩大销路、招徕客商和广大读者的一种举措。宋郑樵《通志·图谱略》：“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文，相错而成文。……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建阳书坊主人，应该是深明其理，而广为运用了。

　　到了明中期，约于正德、隆庆间，各地版刻进入全盛时期，并对明后期版画高潮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建本实乃开先河之举，在诸多建本版刻插图之中，除了传统上的上图下文版式外，还出现了单面大图、文中设图、文旁出图、双面大图、多面连式、月光版等诸多变化，有时甚至在一本书中变幻几种版式，可谓异彩纷呈，如图五。建本此时已做到了“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戏曲无图，便滞不行”的程度，这虽是书坊速售的商业要诀，却能反映建安版画发展到此刻，才充分表现出了其自身的风格特点。由宗教图像一直到应用科学插图，进而小说戏曲之插图，一方面显示了建安木刻版画驰骋天地之广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图书文化社会功能的巨大，说明版画与出版史、图书史的密切关系。注重社会文化发展、敏锐把握世人的审美取向，建本所以能够上下七百余年保持旺盛势头;在技艺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也是建安版画的一个特点。

　　建阳乔山堂书肆在这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坊主刘福棨，字乔山，故立书坊号“乔山堂”，所刻书有《古文大全》、《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等，其子刘大易，字龙田，承父业而刻书，以医书为多，但所刻《西厢记》、《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为世人所称善。乔山堂所刻戏曲小说如万历间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采用单面大图的形式，并在插图上端配镌四字标题，左右两边附刻楹联式概说辞，使得读者一目了然，在版式上为一次大胆创新。在绘刻表现上，汲取金陵(南京)、徽歙的精细风格，同时又保持建刻浑厚明快的传统，表现人物动态生动明确，补景简要，线刻劲健又呈刚柔相济的新颖绘风，真正能够体现建本版画的刀、木味。

　　这种绘刻之风很快影响了建阳各书坊，渐由古朴粗犷而转求工巧细密，一直到明后期。具体表现为人物毫发纤细的线条，细长身材和面带微笑的形象特点，注重环境景物的渲染衬托。建阳萧氏师俭堂所刻戏曲诸本，是这种新风尚的突出代表，像所刻《明珠记》等，还采取双面连式大图，表现内容更加丰富。沿及清初，仍然佳作迭呈，但旺盛的势头已然受阻，这之间受到佳评者，有明末清初建阳雄飞馆《英雄谱》、余季岳萃庆堂《盘古至唐虞传》和《有夏志传》、清顺治间广平堂《昆弋雅调》、余郁生永庆堂《梁武帝传》等诸本。

　　到了清康乾以后，由于清廷严禁“淫词小说”，钳制文化，建阳刻书受到极大冲击，原本为通俗出版，注重中下阶层的刻书业，自此一蹶不振。耿精忠之乱，遂致“溪南地方，旧有街三十六，有巷七十二，为兵所残”，坊主、刻工俱奔他乡，迁至蒲城、建瓯、崇安(今武夷山市)等地。其后稍有恢复，但已是桑榆之晚霞。最令人痛心的是，咸丰间及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次大火，崇化书坊众多藏版、书籍，连同坊肆、民居俱遭焚毁，建阳刻书遂走向衰没。同时，石印、铅印等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建本的市场空间几乎丧尽，只有在民间谱牒等极窄狭的间隙中，尚有建本椠刻之余响。

　　其实，民间家(族)谱均为私藏，不为射利计，所以刻印较好，其间始祖像、服图、坟茔以及村坊、山水图绘等，建阳所刻诸本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建安版画的风格特点，在近来所见清同治、光绪间的本子，较为突出。只是多为“本祠藏板”，一般人不常看得到。

　　要而言之，建本及建安古版画，对于研究我国历史文化，均有重要价值。即便如过去士大夫所诟讥的校刻不精的镌字，也仍要科学地甄别，因为其中有不少文字是取用了民间俗字，像明万历建安双峰堂刻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叫”刻作“呌”，“气”刻作“气”，“将”刻作“”，“边”刻作“”，等等，许多研究古今字形演变的学者，都一再把目光投注于此，其中尤以坊刻本为最。

　　清纪昀博览群书，指出建本“然如魏氏诸刻，则有可观者，不得尽以讹陋斥也”。而观之历代名家书目，言精称善者迄止魏氏一门，无怪乎朱彝尊感慨道：“福建本几遍天下，有字朗质坚，莹然可宝者。”(《经义考》)那么，古朴刚劲之建安版画，则不仅仅“有可观”，更有其珍贵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自然是“莹然可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