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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古复古的赵孟頫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刘涛

  南宋覆亡,二十六岁的赵孟頫丢了真州司户参军的官职,失了俸禄,闲居家乡湖州,读书,写字,作画,很像一位隐居的遗民。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宋太祖第十一世孙。他十一岁丧父,是庶出,生母丘夫人对他抱着振兴门户的大希望。她对闲居的儿子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杨载《赵公行状》)那时赵孟頫的“自力于学”,似乎都是为迎接元朝行台御史程巨夫搜访贤士作入选的准备,并不想自甘乡闾陋巷瓢饮箪食地做一介遗民。

  三十三岁,赵孟頫迈出了北上大都晋见元帝的重要一步。结果是,大获赏识,一再升迁,熬了几朝,官从一品,推恩三代,备受最高统治者的眷接优渥。元仁宗真心欣赏他,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人所不及赵孟頫者,“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条件如此优越,才能如此全面的文人,在元朝恐怕只有这一位,拿他做“文治”的花瓶,是天造地设的绝品,让他做学界文宗,艺坛盟主,朝廷大可放心,也足以使汉族士大夫敛气。

  赵孟頫的个人品行,也颇具大家风度。他为人“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无异布衣时”。人们尊重他,还因为他的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终如一”。他也知谦退,邓文原请他为吴中诗人陈子振《壮游集》作序,集中《赠叶文炳诗》称叶氏“墨妙当今亚子昂”,赵孟頫提出:“余不识叶,假令叶善书,当追配古人。余书何足重于世而云然哉!余甚愧焉,请陈君为删之。”他不染“文人相轻”的旧习,比如,他的书法朝野仰慕,却说:“余与鲜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也见出他颇有不藏人善的胸怀。

  读书人做官称尊的成本是苦学,在改朝换代的甲乙之际,赵孟頫因为以宋朝皇帝宗室的身份仕元,还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那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最难容忍的“失节”。士大夫的失节,宛若良家女子的失身,触犯纲常伦理的大忌。检读《赵孟頫集》,不时听到这样的哀音:“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畜樊,白鸥谁能驯?”(《寄鲜于伯机》)“昔为水上鸥,今为樊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罪出》)诗句中隐含悔意和内疚,仿佛是心头挥不去的阴霾,怕人揭的疮疤。

  因为他人缘好地位高,失节的问题,生前很少有人提及。身后却不然,常有人清算这笔旧账,由此贬低他的艺术,甚至他的那笔优美得体的书法,也因为他的失节而“媚而无骨”了。明朝的项穆说:“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清初坚守遗民身份的傅山干脆坦率地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他还从赵字的“熟媚绰约”中看出了“贱态”。由社会行为罪及艺术作品,是政治伦理的评判泛化为艺术的品评,仿佛也在施行株连。

  书法艺术的优劣,自有独立的客观标准,所以赵字没有被伦理批评的唾沫淹没。傅山也不能不承认赵字还有其艺术的价值:“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

  赵孟頫的不朽,是因为他把自己书法的根,深深地扎到古人那里,《赵公行状》记载,他“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赵孟頫自称:“平生笃好古,对此兴弥新。”对于元朝人,宋唐算不上“古”,所以他舍宋唐而胶柱魏晋古法,写篆书才上窥三代。读他的诗文便能明白他用心用力的所在。《哀鲜于伯机》:“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酬滕野云》:“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即事三绝》(之二):“古墨轻磨满几香,研池新浴照人光,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五十七岁时,他应召北上,三十二天的舟旅,船窗前一直摆放着两本《兰亭》,其中一本是独孤长老赠送的定武本《兰亭》。他时时对观,先后写下了十三段跋语,人称《兰亭十三跋》(见封二)。这些跋语真迹,在清朝时不慎烧残,现在流落到异邦日本。从现存的残片中我们看到,有一段跋语是题写在他临移的《兰亭序》墨迹之后,可见他临移的勤勉。赵孟頫在仕元后不久就感叹“独恨驱驰南北,不得尽古人临池之工”,他以古人作楷模,时时自励,就是逝世的那一天,还“观书作字”如常时。

  赵孟頫临古的体验是:“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如果作取舍,他主张“与其肆也宁谨”(《临右军<乐毅论>帖跋》),心甘情愿地用古法作模具锻造自己的笔体。所以他的学古法,是踏踏实实地照章行事,清清白白地奉法守律,对古帖,绝无僭越不敬的举动。这样写字,很有风险,等到逼似二王,自己又在哪里?羊欣学小王而获“重台”之讥,赵孟頫不会不知道。但他求的是“法”,为了“法”,他不“我执”。如果说宋人率意地写字是在“毁法”,赵孟頫的好古复古很像是在奋力地“护法”。他写的字,被元明书家认作右军法嗣,王书正脉,应该与他弘扬晋人书法的本意相合,他似乎也以此自任。在一件酷肖王书,用真草两体书写的王羲之《讲堂帖》(封二)后,一行细楷分明地写着:“右唐人所摹晋帖,不完,因为补之,子昂”,已经是以摹古的自信来自任了。

  他写真、行、今草书,全用二王法,还兼工篆、隶、章草这类旧体,也能写得法度严谨。现在坊间印行的《六体千字文》,托名赵孟頫,尽管可疑,却其来有自,因为赵孟頫曾经用六体写过《千字文》六卷呈交元仁宗收藏。

  赵孟頫兼工六体,是古今一绝,在书法史上,移用陈子昂的喟叹来形容,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位以“集古字”徽号而得意的米芾,也是一生浸淫古法,比“全能”,少了写章草的记录,逊赵氏一筹。赵、米两家“恋古”有“情结”,若论法度,赵氏循规蹈矩如同严守戒律的苦行僧,米芾意欲自逞则像是禅林的票友。

  赵孟頫对“二王”的古法熟得不能再熟,下笔写字,小字大字,行书草书楷书,字字新妍。赵字的基本风格,是流妍秀润,沉著稳便,深通艺道的书家,初通文墨的学子,都喜爱,都称美。元朝时学赵字的书家很多,邓文原、张雨、虞集、柯九思、杨载、周伯琦、周驰,都是赵字的受益者,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儿子赵雍,写的都是地道的赵字。赵字几乎成了元朝书家学“二王”、“晋帖”的替代品。在明朝,书坛名流都推重赵孟頫,俞和临摹赵字,几欲乱真;“吴中三子”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负中兴名家的盛誉,他们上窥晋唐,都是以赵字为门径,而明朝的帖学,“大抵也不能出赵吴兴范围”。清朝乾隆皇帝风流儒雅,汉文化程度极高,这位“十全老人”,书法推崇王羲之,实际所写,却是一笔结字稳秀的赵字。因了帝王的示范提倡,赵字贵为时尚书,但是乾隆的笔力缺乏赵氏的俊劲,笔画松软如面条,把赵字的雅气写成了恬俗,只剩结字工稳的皮相。

  乾隆还不懂得,赵孟頫用古法写新妍字,是蹈袭王羲之的旧辙,而非他自己的发明。其中要打破的关隘,是“笔法”和“字形”,所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是善于用脑筋思考的聪明人,看破了“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而“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这不可失的古法,是笔法,即“千古不易”的“用笔”。笔法要守古,结字则可质可研、亦晋亦唐地变。人们喜欢写赵字,除了美感的吸引,好像还觉得写赵字上手快,好学。比如傅山,他说早年“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获赵松雪墨迹,爰其圆转流丽,稍临之,遂能乱真。已而自愧于心,如学正人君子,苦难近其觚棱,降而与狎邪匪人游,日亲之自不觉耳。更取颜鲁公师之,又感三十年来为松雪所误,俗气尚未尽除,然医之者,推鲁公《仙坛记》而已”。不纠缠傅山的人品之论,“稍临之,遂能乱真”是傅山瞧不起赵字的重要原因,他未深入赵字的堂奥,所以看浅了赵字。类似的看法,董其昌也曾有过,最终的结论却大不一样:“余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之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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