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写生花鸟画典范——《写生珍禽图卷》

　　
《写生珍禽图卷》，北宋/1125年，赵佶，纸本水墨，手卷，纵27.5厘米，横521.5厘米，民间私人藏

　　《写生珍禽图卷》是宋徽宗赵佶为数不多的真迹之一，是赵佶写生花鸟画的典范，笔调朴质简逸，全卷皆用水墨，对景写生，无论禽鸟、花草均形神兼备。画卷共分12段，每段接缝处有宋徽宗的双螭印，共十一方。图中鸟之羽毛，用淡墨轻擦出形，又以较浓墨覆染，再以浓墨点染重点的头尾、羽梢等部位，层叠描绘，反映鸟羽松软的质感、丰富的厚度以及斑斓的色彩。枝叶的画法也是类似。尤其竹叶的画法与史籍记载完全一致。又如描绘禽鸟的情态，

　　《写生珍禽图》亦有精彩之处，如第十一段“原上和鸣”的回首顾盼，第五段“碧玉双栖”的动静对比，以及第二段“熏风鸟语”的凝神引颈。流传近千年的徽宗《写生珍禽图》，传承有绪，斑斑可考。上有清代乾隆皇帝题写的图名和御用玺，计21方，收藏印7方;此外，还有明代著名收藏家安仪周，清代著名收藏家梁清标的收藏印19方。当代最具权威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家张珩、谢稚柳、徐邦达等均有论著考证。

《写生珍禽图卷》局部，北宋/1125年，赵佶，纸本水墨，手卷，纵27.5厘米，横521.5厘米

《写生珍禽图卷》局部，北宋/1125年，赵佶，纸本水墨，手卷，纵27.5厘米，横521.5厘米

　　谢稚柳通过对《写生珍禽图卷》技法与风格的研究，比照古代著录，确定为宋徽宗晚年亲笔。他所编《宋徽宗赵佶全集》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图绘宝鉴》记：赵佶‘尤擅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传世赵佶的墨笔花鸟，除《枇杷山鸟》而外，尚有《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四禽图卷》为四段，《写生珍禽图》有十二段。其中有竹的《四禽图》有一段，《写生珍禽图》有四段，都是撇出的形体，全用焦墨，不分浓淡，竹叶的交加处，都空一白道，使两叶错杂不相混。正是如《图绘宝鉴》所说的‘密处微露白道’。《南宋馆阁录续录》记：写生墨画十七幅，宣和乙巳仲春赐周淮，十六字。可能《四禽图卷》，抑《写生珍禽图卷》，正是赐周淮十七幅中所散失。两者笔墨一致，情调一致，显然是同一时期所作。宣和乙巳(1125年)为宣和七年，时赵佶四十四岁，明年丙午，即为钦宗靖康元年。是《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或并为赵佶被掳前二年之笔，亦显示其风调与其中期之作有所不同。又同书第5页：《四禽图》、《写生珍禽图》即从它的风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
《写生珍禽图卷》局部，北宋/1125年，赵佶，纸本水墨，手卷，纵27.5厘米，横521.5厘米

　　徐邦达也是通过绘画风格的研究从而确定《写生珍禽图卷》的作者为宋徽宗。他撰写的《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对此作了专门的考证：“一些粗简画如墨笔写生的《珍禽图》(即《花鸟写生卷》)、《四禽图》，以及淡设色的《柳鸦图》、《竹禽图》等等，应该是亲笔作品。”又：“《写生珍禽图》卷及《四禽图》卷，其用笔比《竹禽图》等苍逸流动些，但还有相通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他较晚期的亲笔作品。又二卷中所画墨竹正如《图绘宝鉴》卷三《赵佶传》中所说的：‘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因“十二禽”没有“绍兴”押缝印，至少是一套中的东西，如对卷等等。
       徐邦达在另一部书画鉴定专著--《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对《写生珍禽图卷》也有提及：“画史中说他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严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看到他的几种水墨画，《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正是如此画法，自与一般院体画不同。”
       傅熹年对宋徽宗传世作品做过精心的研究，在《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一文中，他从风格的角度进行判定，认为《写生珍禽图》应为赵佶亲笔：“现存赵佶作品其亲笔署者可分工拙两类。工者如《江雪归棹图》、《祥龙石图》、《五色鹦鹉图》、《御鹰图》等，技法娴熟，但画风颇不统一，似非出自一人之手。拙者如《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构图松散，技法亦不够熟练。详审这两类不同的画幅，很明显，其稚拙者中可能有亲笔，而工致者是画院画家的代笔……其实就现存两类作品比较，这问题是不难澄清的。”
       以上各家对《写生珍禽图》的品述与论证是建立在与其他赵佶传世作品比较分析，并结合文献相互应对，精心考证之后得出的。尤其是谢稚柳、徐邦达、傅熹年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及与宋徽宗其他传世花鸟画的关系探讨，皆是建立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之上，从而确立了《写生珍禽图》在宋徽宗绘画艺术及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