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人小品画

　　工笔花鸟画对意境的创造不是空泛和抽象的，它深深根植于两宋的历史。简单地看待北宋亡国与南宋的苟延懦弱，只是研究艺术史涉及政治背景的一面，对于今日的艺术实践，缺乏实质意义。

　　由于明清写意水墨画长达近六百年的传统，给当代花鸟画铺垫了表现性绘画的强势美学，花鸟画的写实性及其相关表现技巧，持续没落。而宋代花鸟画的基石，是高度的写实性。五代花鸟画大宗师黄荃和徐熙，就是写实技巧的卓越代表与集大成者，起到了两宋花鸟画创作在技巧上的典范作用，影响坚固，长达近三百年。而宋代画院的设置，又为花鸟画创作提供了无上优厚的条件，使画家能在皇家林园中潜心观察四时花草的千变万化，皓首穷经，探究花草珍禽的物种特性，使花鸟画的写实性达到空前绝后的水准，以至有甚于山水画及人物画的仿真程度，是中国绘画中写实性最高的一项画科。而围绕着院体画，王室与贵族形成高等的赞助与收藏圈，二者互为因果，竞相提升花鸟画的格调与品级。这一氛围，是超时代、超社会、超功利的，因此，宋人册页所蕴藉的境界，是中国绘画史的世外桃园与文化温床，是花鸟画创作千年不遇的历史契机。

　　类似的文化条件，当代不可能具备了。然而唯其如此，两宋花鸟画珍本更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美学源泉。在咫尺画幅中，宋代册页以其精严缜密的布局，一丝不苟的制作，生机律动的形态，奇迹般创造了深邃典雅的东方品格。宋人册页之所以成为亘古及今的经典，我想不能不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是画面的布局，二是高超的表现技法，这两点构成了宋人册页的灵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布局是构成画面意境的首要因素，画家的灵机巧思，莫不为构图所决定。宋画不像明清历代作风，以奇拔警策取胜，而是将花卉或鸟类置于构图的主体部位，在难以觉察的取舍中平衡画面，留取、并利用空白，在朴素大气的布局中赢得雍容华贵的效果，这种朴素与华贵的交融，有如巴罗克音乐，往往透露出一派天真。与后世的同类题材相比，宋人册页的高妙，首先就体现为构图的极度单纯。

　　格调与品位，是区分作品雅与俗的关键。宋人花鸟画的宫廷性质，决定了这样一个真理：雅与俗不可共赏。个中道理，正如紫檀或花梨木质，在家具制作中不能与柴木混用，牡丹与野菊不能并置。而凡是高贵而稀有的品种，均具有极度单纯的品相，这一品相，在宋人的构图美学中便已先期确定。

　　由于工笔花鸟画受自身表达程式的严密限制，要作到艳而不俗，工而不板，精而不滞，柔而不软，乃取决于行线勾勒与晕染程序的一系列步骤。在画面构成形式的关键获得解决后，宋人一整套巧夺天工的手艺，值得我们在反复临摹中细细领会。宋人的线条由绵密中求疏朗，遒劲中见温润，法规森严而变化多端，花朵、花瓣、花蕊、枝、茎、脉、叶，以及鸟类通身不同毛色的质感，不同角度的姿态，均有不同的行线与力度，既严格地把握物像，又在笔锋笔力的运用中出神入化。宋人的色彩烘染，则明艳而稳重，富丽而微妙，饱满而克制，在绢本的丝质、色粉的厚薄、水份的干湿之间，演化出苏轼所谓“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妙境界。宋人的工笔传统，为文人画讲究书法味的用笔所捐弃，濒于流失，但烘染的技巧，则为后世遵从相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