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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中国画院窗外翠竹桃李,学员们深造三年终身难忘

来源:中国书画网 作者:admin

  上海中国画院筹建60年之际推出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上海中国画院系列文献展”,因其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文献,在艺术界极受好评。澎湃新闻推出画院老画师毛国伦、唐逸览的口述回忆。

  

忆当年|中国画院窗外翠竹桃李,学员们深造三年终身难忘

 

  1961年听丰子恺院长谈艺术,左起为:吴玉梅、毛国伦、邱陶峰、丰子恺、陆一飞、姜大中、汪大文。

  毛国伦:画院情缘一甲子

  1956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首先在北京和上海二地着手筹备两个中国画院。这是振兴中国民族绘画事业的大事,也是对众多中国画家的关爱。由国家养画家,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看了上海中国画院正在展出的“上海中国画院系列文献展——开宗明义第一章”,把我的思绪带到了56年前。

  前辈高风忆当时

  1960年夏秋之交,上海中国画院(下简称“画院”)正式成立不久,就读于上海大同中学的我刚上完高二的课程,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让我到上海中国画院去报到。后来,我知道画院有位郑慕康老画家曾经来过大同中学看过我画的画,我有幸被选中进画院学艺。对我而言这是天大的喜讯。因为我自小喜欢画,希望每天都有美术课。而如今能进画院,圆了我儿时天天画画的梦想。

  画院当时坐落在汾阳路150号,那是一栋带花园的三层白色洋楼(据说解放前曾是白崇禧的公馆),从北边大门进去,沿着环形的大理石楼梯拾阶而上。二楼有东、中、西三个厅,四壁均是画院名师的大幅佳作,有贺天健、谢稚柳、樊少云的山水,有王个簃、唐云、江寒汀的花鸟,有沈尹默、王福厂、张叔通、郭绍虞的书法,程十发画的毛主席半身像布置在东厅中央……我们和这些佳作朝夕相伴。三楼是院长室和大创作室,我们经常看到画院的老画家在那里泼墨挥毫创作大幅作品。我们学员安排在底楼南面的一条长廊里。窗外翠竹桃李、阳光和熙。学员们在用功深造,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三年。

  当年12月29日,画院首批学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经画院教务委员会决定:陆一飞、邱陶峰分别拜吴湖帆、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吴玉梅拜唐云为师学习花鸟,汪大文、毛国伦拜樊少云、程十发为师学习人物、山水。除了学员各自的专业课外,画院还安排学习共同课目:请张大壮教花鸟,陆俨少、俞子才教山水,来楚生教篆刻,周炼霞、沈迈士教诗词……现在回想起来正如拜师典礼上文化局领导所说:“你们是幸福的,你们今天是画院的学员,国画事业的接班人。你们在全国第一流的环境中,跟从的是第一流的老师,你们应该是第一流的学生,将来成为第一流的画家,努力攀登中国民族绘画艺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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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院首批学员和西安来院进修的学员在画院内写生

  画院文献展里展示了画院首批60余位画师的形象照,他们大都是身怀绝技的国画书法大家,让我看了倍感亲切,不时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谦虚、平和的仪态。记得1961年的一天,我在陆一飞的画室前不期而遇了吴湖帆,正当我不知所措之时,陆一飞向老师介绍说他叫毛国伦,是樊少云的学生,吴湖帆马上说:“樊少云也是我的老师。”这种谦和的态度,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张大壮住南市老西门附近,我住小西门东首,过年过节会来我家叙谈,在我结婚后,他专程为我画了两幅花鸟册页道贺,这2幅画1972年起一直挂在我的卧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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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初,张大壮赠毛国伦《双鱼图》作为结婚贺礼。

  画师朱梅邨因为也跟随樊少云学过山水,一直称呼我为小毛弟。1972年他赴长江三峡写生,不慎在巴东跌断了腿,我受画院委派和朱梅邨的儿子专程赴巴东接他回沪疗伤。他伤愈之后专程提了两盒杏花楼月饼,转多次公交,到杨浦我的家里来还情,我们家里人都记得他用苏州口音说:“小毛弟,您怎么住得这么远啊?!”

  还有一次,画院画师赴江苏宋文治艺术馆参观。午后我们闲逛,无意走进了朱屺瞻的休息室,当地人员责怪我们的冒失,影响了老先生的休息, 但朱屺瞻马上和缓地说:“这都是我的同事,没有关系的。”即刻化解了尴尬。

  白蕉是我崇敬的书法大家。1964年我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代训班学习。白蕉在美校任书法教员,那时我买了一些三尺大的皮纸,拿了十张让白蕉试试,过了几天,他回赠给我一张三尺对开的书法作品,让我激动不已,这是老先生们待人接物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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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蕉书赠毛国伦《自作诗》扇面

  还有在1964年,由富华带队,我和王个簃、来楚生、周炼霞等赴宝山罗店深入生活。专长花卉画的王个簃副院长画起了人物画创作,他画了两个喷洒农药的女社员,我帮助在人物造型上稍调了一下,待创作完成后,他一定要在画上注明“得到了毛国伦同志助力”。论辈分,大概因为我是程十发的学生,属于王个簃的孙辈,所以王个簃先生说他与我有特殊的感情。他为我写过多幅书法、刻过多方印章。画院的前辈对我们学员的栽培和关心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我们后学要永远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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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初夏赴上海罗店公社深入生活,毛国伦与富华、陆一飞、唐逸览、陈志明合影

  “中国画美在笔墨”

  在画院60年文献展上,陈列着画院筹备初年前辈画家合作的两本山水、花鸟长卷册页,尽管是即兴之作,但笔墨纵横,酣畅淋漓,各怀绝技,和而不同。还有一本上世纪60年代画院众多花鸟画家合力编纂的《花鸟画谱》,更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传播中国画正能量的经典普及著作。显示了前辈画家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跟随时代步伐所做的努力。

  前辈的画师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从不忘传统之根。吴湖帆说过:“学国画而欲成大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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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夏,观摩王个簃先生作画。

  程十发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一是一再强调中国画的民族性,他说:“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是主要的。”“中国画要有民族性、时代性。”“画一张画,要有民族自己的东西,要吸收外来的东西为我们的民族所用,而不能化出去。”二是,“民族绘画的结晶是笔法。”“笔法是一切法之灵魂。”他认为“要用笔法来传神,有了笔法就是有了最根本的技法。” “所谓传统就是用笔、用墨、笔中有墨、墨中有笔。”他曾经在画院人物画、山水画工作室开学典礼上说过:“中国画离开了笔法还有什么东西呢?”三是,他主张“真与妙的统一”,既不要真而不妙,也不要妙而不真,这和齐白石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有异曲同工的意味。四是,程十发主张“一生追求不一样”。要求学生能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创立自己的面目,这也是他办院的理念。

  确实在中国画的教学与创作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地有着笔墨让位于形象的现象,在1980年代后,中国画坛又有着形式重于笔墨的倾向。画院的老理论家邵洛羊说:“中国画美就美在笔墨”,丢掉了笔墨的中国画还有什么内涵可言。程十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绘画从生活题材上来说比古人丰富得多了,但不少同道丢失了这主要的东西,这主要的东西就是指迷人而生动的笔力,也就是笔墨。”

  程十发还说过:几千年来,古人已经为我们架好了中国画的梁柱,我们要在这个伟大的艺术传统基础上求发展,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大家“各有灵苗各自探”,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永远是我们的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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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国伦与老师程十发参加公祭黄帝陵仪式

  画院最早聘为画师的69位前辈,目前仅陈佩秋还健在,画院培养的学员,当时最小的我也已年逾古稀,正如程十发所说,中国画事业要一代一代的接力下去。要出人才,出作品。画院注意到了这一点。

  画院初创阶段,就注重中国书画的业余辅导。1986年程十发任院长之后,创办了上海中国画院业余进修夜校,设立程十发、方增先两个人物班,胡若思山水班,胡问遂书法班等。2001年始画院领导开始举办高级研修班,2004年又创办了人物、山水工作室,为培养中国画的人才接力。

  (作者系国家一级美术师,上海中国画院艺委会副主任,程十发艺术馆馆长,本文根据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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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唐云观看画展

  唐逸览:画院忆旧

  上海中国画院正在展出的“上海中国画院系列文献展——开宗明义第一章”展出了很多画院成立之初的历史文献,应该说在全国画院里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过去也知道,当时全国只成立两个画院,上海成立一个,北京成立一个。我是1962年从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画院,还是学三年。那个时候跟着我爸爸(唐云)专学花鸟画,那时候用的是师父带徒弟的形式,邱陶峰是工厂来的,跟贺天健学习山水,吴玉梅也是跟着我爸学习花鸟,汪大文、毛国伦一起跟着樊少云、程十发为师学习。

  当时吴湖帆先生在画院倒是没有看到过,因为他中风了,吴东迈他们都到画院来,有的时候礼拜六来,我看到过几次。白蕉因为当时已经是“右派”了,在画院图书馆里面管图书的——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讲到白蕉,上世纪60年代到我家里,我爸爸跟他解放前就是老朋友,他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解放以前有几个地下党的学生,要到延安去,就在白蕉家里,就在愚园路,我爸爸也在,他说国民党的人都盯着他。白蕉后来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实际上这个“右派”也是冤枉的,他在“大鸣大放”时写好文章给我爸爸看,大致的意思是现在日本的书法超过我们了,我爸爸说你不要讲,因为都是在文化界嘛。钱瘦铁先生也被打成“右派”了,他不带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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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逸览加入上海中国画院后不久,刘文西所绘肖像。

  我进画院是分配进去的,1960年成立的画院,因为1957年就开始筹备,筹备的资料很多,那个时候看到,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比如吴湖帆提名我父亲做副院长,这是我看到报纸上刊登的。

  当时在画院我就是跟着我爸爸学,其他比如说周六,很多老先生他们都来学习了,我们在下面,就是现在研究院,原来就是上海中国画院,它就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当时用的是传统的国画教育方法,不像现在到美术学校那种。我爸爸在学习中曾经奖给我一幅《斑鸠》。当时是我爸爸正好买了一副对联,(教我们读,看谁先念出来,我后来读出来了,他就把那幅作品奖励给我。在家里也画画的,要继承父亲的风格,后来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几个学生又送到美专,再去学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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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初,老画师合作画,右起唐云、谢之光、朱梅村、叶露园、程十发、王个簃等。

  当时在画院是对画师付给60元车马费的,那个时候最好的画家是在出版社画连环画,生活水平高一点。上世纪50年代时候,我爸爸是没有画过,程十发最早画,刘旦宅也画的。

  “文革”时说我爸爸是特务,隔离审查了好长时间,我爸爸又不搞政治。他是名家,接触的人比较多,那时候跟我爸爸学画的。国民党高官的也有,地下党员也有,“文革”时审查了,认为是特务,可能有这方面原因。

  我爸爸在画院筹备的时候是筹备委员,成立画院以后,是业务室主任。后来任美协秘书长,“文革”以后成了副主席,再升为代院长。为什么会代院长呢?因为原来院长是叫吕蒙,吕蒙是“文革”以后的院长,后来生病了,没有人当院长不行,但是那个时候的体制你生病不能革职的,院长还是吕蒙,他不能工作叫我爸爸出来,叫代院长。

  那时候每个周六,谢之光先生都要到我这里来,他叫我“小唐”,我在台子上放几本齐白石画册,宣纸摆好,谢之光来了就给我画,画了好多,贴在墙上。他写意的时候很写意,工笔的时候很工笔,我感觉谢之光先生是很随意的。其他的老画师,因为我们只有二十几岁,看到了就叫老师,毕恭毕敬的。我看过沈尹默先生到画院来写字,他在大厅里写字,那时候书法家协会和画院还没有分开,他什么都写的,眼睛很精的,他就是靠老功夫,这么长的一张宣纸,一个字一个字这么写,就是老功夫。

  (唐逸览系唐云之子,本文根据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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