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之】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青年美术运动

　　——“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回望”会议综述

　　之之

　　本年四月底, 由中艺雅集(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北京山上美术馆主办、由贾方舟、刘淳和杨卫策划的“历史的细节：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回望”艺术家批评家茶会在北京蟒山度假村顺利召开，应邀参会的艺术家有：尚扬、王怀庆、叶永青、田黎明、展望、岳敏君、马堡中、李向明、邵戈，批评家有：水天中、郎绍君、陈孝信、彭德、皮道坚、朱青生、徐虹、王小箭、鲁虹、王端廷、吴鸿等。应约与会因各种原因未能到会的艺术家批评家还有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隋建国、向京、刘骁纯、吕澎，他们将以采访和书面的方式作为会议发言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将汇集成书，以《历史的细节：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回望》为书名予以出版。

　　中国当代艺术自1985年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作为八十年代现代青年美术运动的参与者、亲历者，当年激情昂扬的青年如今已双鬓斑白。但至今谈论起来仍旧是热血沸腾，会场沉浸在80年代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与单纯之中。虽然各位的发言都是从个体经验出发，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描述，但每一个“片面”都具有细节的真实性，都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因这些细节而丰富多彩。各位先生充满激情的回忆，以“85年”为时间轴，分别呈现在三个部分之中：一、“85新潮”的发生;二、为85新潮“摇旗呐喊”的“两刊一报” ;三、89后：时代的分水岭。

　　一、“85新潮”的发生

　　彭德说：“1976年9月9日哀乐声响起，伟大领袖去世，我当时眼泪忍不住往下流。我哭这个时代整整十年没有说真话，我说下一个时代再坏也坏不过这个时代。” 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像是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久久被压抑的灵魂，几乎每位中国人都在求变。水天中在82年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国外进口幻灯片四处做西方现代艺术的报告，听众最多的一次有一千多人。不仅仅是艺术家要求变化，普通的百姓也对西方文化充满好奇。当时水天中的弟弟是工厂的总工程师，问他要了“印象派”的幻灯片给全工厂的员工做讲座，大受欢迎。艺术家叶永青、张晓刚等在学校期间如饥似渴的临摹印象派等现代派艺术家的作品。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左的思想回潮以及官方的过多干涉，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深感美术界仍被教条思想所束缚。1985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安徽泾县召开了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俗称“黄山会议”，它整合了批评界与油画界，对进一步推动艺术家批评家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在坐的水天中、贾方舟、尚扬、王怀庆等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为禁锢的创作思想“松绑”，如何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闻立鹏语)的现状。尚扬这样回忆当时的生动情景：“在黄山会议上，我们几个人激动得不得了，每个人握手握得生疼，劲头十足，热血沸腾。吴冠中在发言中吼起来，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油画界的‘金田起义’”。会议之后的第二年，在北京举办了油画展并安排批评家做学术报告，水天中讲《中国油画历程》、朱青生讲《西方当代美术》、高名潞介绍85新潮情况，放了几百张幻灯片，讨论了85美术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1985年5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揭开了“85美术运动”的序幕，后来成名的许多青年艺术家都参加了这个展览，如：徐冰、周春芽、俞晓夫、周长江、谭平、程丛林、秦明、宫立龙、李贵君、申玲等等，其中孟禄丁与张群合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成为85新潮中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6月，首届“新具象”画展分别在上海、南京举办，参展艺术家有毛旭辉、潘德海、张晓刚、侯文怡、张隆、徐侃。张晓刚的《魔鬼》系列作品也在展览当中，观众反响强烈。其实“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已经把黄山会议的中心议题——“观念更新”变成了现实。1986年8月在珠海举行的“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研讨会”，将整个新潮美术推向了高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北方艺术群体、杭州的池社、南京的红色旅、西南艺术群体、厦门达达等，例如哈尔滨的王广义、舒群，南京的丁方、云南的毛旭辉、杭州的张培力等艺术家都到会。当时参加“珠海幻灯展”会议的美术界人士还有：全国美协书记处书记葛维墨，全国油画艺委会主任詹建俊、副主任闻立鹏，全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主编邵大箴，以及《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的社长与主编。这次会议讨论的最重要成果是决定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前卫艺术展，也即直到1989才实现的《中国现代艺术展》。

　　此次会议也得到了一直处于两难的中年画家与批评家的支持。尚扬认为：“85新潮不是突然在哪个客厅里诞生，这个土壤已经备好了肥料，下了雨，种子在土地上生长起来，所有地方同时兴起这个动作”。朱青生认为它是“批评家艺术家一起共同参与的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艺术运动，艺术家的解放具有特殊的功能，当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和舆论支持时，他已经用行动开始了。这种行动的力量就是艺术在今天突破语言、突破理论、突破知识创造的能力”。

　　二、为85新潮“摇旗呐喊”的“两刊一报”

　　1985年，先后有《中国美术报》和《美术思潮》创刊，《江苏画刊》也改版为面向全国的月刊，在舆论上对推动青年美术运动发挥了极大作用。文革时期，“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经常联名发表重要文章，所以，《中国美术报》、《美术思潮》和《江苏画刊》便被民间赞誉为“美术界的‘两刊一报’”。足见对它的评价之高。

　　在“两刊一报”创办之前，在全国影响最大的美术期刊是《美术》，从新时期以来，由何溶主持的《美术》对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挥了巨大作用。此时栗宪庭为杂志的责任编辑，编发了多期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和文章。在当时，批评家中经常为其撰稿的有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贾方舟、彭德、皮道坚、陈孝信、邓平祥等。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何溶和栗宪庭受到刊物主管单位中国美协的严厉批评，都先后离开编辑岗位。1984年中期，邵大箴接任何溶开始主持《美术》的编辑工作，85之后，又有高名潞、唐庆年等担任执行编辑，先后开辟了“当代美术思潮”、“青年艺术家群体”等版块，杂志的撰稿人也出现了一批更年轻的批评家，如朱青生、周彦、孔长安、候瀚如、费大为、范迪安、黄专、祝斌、殷双喜、邹跃进等。但它作为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毕竟有很多限制，而“两刊一报”正好在这样的时刻应运而生。

　　《中国美术报》1985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创刊，7月开始出版，很快产生影响，一时洛阳纸贵。例如郎绍君说到这样一件事：“李孝宣毕业之初，因画了一幅描绘唐山大地震的作品，结果被抄家，我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篇200字的文章，说明这些表现灾难的作品是好作品，为什么不能画灾难。后来这篇小文起到很大的作用，他的境况起了改变，被请回来留校了，他也很感谢我”。《美术报》87年以后实行双主编，由水天中、刘骁纯分别担任，还另外增加了“新潮美术家”和“新潮反思”两个栏目，栗宪庭为此版块的编辑。栗宪庭以“胡村”为笔名，发表《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其中对“85美术新潮”做出了这样的评价：“85-86美术新潮的最大功绩，在于大胆面对了民族心灵的真实，它是批评写实风的合逻辑的发展”。办报期间也出现一些比较可爱的人，例如华夏。水天中说道：“华夏我一直很尊重，他批我的时候也毫不留情。因夫妻分居调动，我没地方去，我准备从美研所调到浙江美院去，华夏批评我，听说你要到浙江美院去。我说是，他们答应我给解决户口和房子。他说，你不能去，那里左得很，都是小人。你愿意去哪?我给你介绍”。华夏是很可爱，但“89后他主持《美术》编辑部工作时更是左的可爱”(贾方舟语)。

　　由于当时的政策“一会儿反自由化，一会儿强调改革开放”， 以及领导层的频频变动，使得《中国美术报》最终在1989年12月31日停刊。在此期间，主编刘骁纯被认为对“党的文艺政策有意见”、郎绍君“对中国现代艺术没有感情”等。这时有的领导认为“所有批判，所有问题都要由具体人承担责任，我们这次不能没有具体的人来承担责任，要把这个人找出来，要他承担责任。”于是，这个矛头直接指向了水天中，因为他参与或直接主持了“中国美术报、中国现代艺术展和西山会议这三件事情”。水天中苦笑道：“我对《中国美术报》做出的仅有贡献就是承担最后的责任”。其实，《中国美术报》的主要责任(如果算是“责任”而不是“功绩”的话)应当是主编刘骁纯。当时作为美研所所长的水天中出于保护下级，才主动承担了责任。而水天中的主要“罪责”、也是89后被点名批判的是他在1991年主持召开的“新时期美术创作学术研讨会”(即“西山会议”)，因为正是在这次会上，对85新潮的充分的肯定是批评家的共识。

　　由湖北省美协创办的双月刊《美术思潮》，于1985年4月正式创刊(此前曾有一期试刊)。彭德担任主编，周韶华为副主编，编委会有：皮道坚、陈方既等，按照《美术思潮》的办刊方针和批判的指向，它侧重于对新涌现的艺术青年和批评家的鼓励。皮道坚说道：“1984年在湖北办第一届中国画新作邀请展，观众很踊跃的的参与进来，对这个展览有贬褒不一的评价，这些意见《美术思潮》摘编了一些就发表了，当时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当时，《美术思潮》创办者充满着理想，以他们为核心聚集了一大批艺术青年，使得武汉成为“85思潮”的三个震中之一，但最终也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于三年后的87年底“终刊”。朱青生说他当初因为在《美术思潮》发表过文章的“罪状”，差点没法留校。

　　作为80年代的引领美术潮流的重要阵地之一的《江苏画刊》，陈孝信先生在发言前做了非常充分的资料准备，他作为1988到1989年的画刊编辑，在《美术报》、《美术思潮》停刊、邵大箴先生也离开《美术》的情况下，常常违抗上级的命令，继续秉承着“立足当代、面向全国”的办刊理念，在89后的严酷形势下仍然发表了许多具有前卫性的文章，例如：刘骁纯的《破坏即创造》、彭德的《二三二一二0——1989年中国美术概观》、贾方舟评徐冰的《“析世鉴”五解》。他甚至破天荒用最大字号做标题发表刘骁纯写栗宪庭的文章——《大将风度 猛士秉性》。当时，尚扬派曾梵志从武汉送画给《江苏画刊》，为的是感谢画刊报道湖北艺术学院的“六四”游行。当时，尚扬是作为副院长带领学生上街的!也正是这些原因，陈孝信触犯了上级意识形态主管，被文化部点名批评，被迫离开了《江苏画刊》，成为中国第一个不领“官饷”的自由批评家。

　　三：89后：时代的分水岭

　　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美术大展”，因肖鲁的“枪击事件”等原因曾先后被几次查封，而这个展览也标志着85新潮美术的落幕。在这个展览的筹备过程中，以央美为中心，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批评家和美术史论家，例如：朱青生、范迪安、易英、费大为、孔长安、殷双喜、冷林等。

　　“中国现代美术大展”结束不久，即发生“六四”事件，贾方舟有一个观点：“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的一些作品和行为，几乎就是“六四”的预演。这一事件，整个地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使89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水岭。国内形势急转直下，与“85新潮”时期的局面形成很大反差。由于国家对于当代艺术采取压制政策，使得当代艺术家不得不转入地下，或者是出国寻求发展机会。95年之后，这种情况稍微有些好转，但仍“如履薄冰”。展望说：“99年的《对伤害的迷恋》展，我费了半天劲才让展览通过审查，展完后争议很大，被有关部门派人调查，但是他们态度很好”。但比展望情况糟糕的是岳敏君。他说：“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现在，警察对我的态度一直比较恶劣。他进门的方式，不是用脚踹，就是砸门，就像对待盲流一样。”

　　也恰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当代艺术出现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走向国际，例如1993年，中国十三位当代艺术家首次集体亮相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他们是：方力钧、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喻红、冯梦波、余友涵、李山、孙良、王子卫、宋海东等。另一种可能就是艺术的市场化。正是艺术市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处于 “水深火热”的当代艺术家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向京在后来的补充采访中说：“我在95年3月第一次做展览，作品就被人花了几千块钱买走了，我很惊讶作品竟然还能卖，这给我很大的信心继续创作下去。”

　　在整个80年代，艺术与市场没有任何关系。王怀庆回忆他于80年代初创作的《伯乐》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只得到300元的收藏费!所以，支撑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走下去的只有这两种可能：或者是被国际认可，或者是被市场认可，或者两者兼得。不被体制认可中国当代艺术终于从这两个支撑中走出了艰难的90年代，跨入了新的世纪。

　　包括85新潮在内的整个80年代，不仅是一场激情昂扬的现代美术运动，也是对支撑着这一艺术现象背后的文化进行的一场革命。杨卫认为：“它与诸侯割据的五四运动不同，它是在整个从中央到基层有一种向未来敞开的时代里产生的一个运动”。参与、亲历这场运动的出生于1930到1970年代之间的人，从文革十年的压抑到改革开放，构成80年代欣欣向荣的面貌。而今三十年已经过去，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它就像是一场大雨，有的人被“雨淋”，甚至被“雷劈”，但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怀念那个单纯、充满激情、追求思想进步的时代。在对“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回望”的整整四个小时的座谈中，也自始至终洋溢着这样令人兴奋不已的气氛。

　　2015年6月4日终稿于上大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