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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泽:健康文化生态中的美术馆

来源:美术报 作者:谢晓泽

  

谢晓泽:健康文化生态中的美术馆

 

  自从我上大学以来,美术馆一直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真正开始学习西方现当代艺术,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德克萨斯大学视觉艺术学院读研究生时期。在离大学半个多小时车程的达拉斯美术馆,我第一次看到西方艺术史中许多耳熟能详的大师原作。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在由具象走向抽象的过渡时期的一幅很小的油画,成了我理解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标本。美术馆另辟有当代展厅,我在那里遇到了许多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从极少主义大师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雕塑、沃霍尔(Andy Warhol)的丝网绘画、珍妮·荷尔泽(Jenny Holzer)的装置到我的恩师弗农·费谢尔(Vernon Fisher)的三联作;记得在“相遇”系列展览中,当地艺术家特雷西·希克斯(Tracy Hicks)的装置和英国的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药房”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在达拉斯美术馆的公共讲座系列中,我得以亲聆艺术史家唐纳德·卡斯匹德(Donald Kuspit),艺术家苏珊·罗森伯格(Susan Rothenberg)和文化批评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阐述。图书馆里的研读、美术馆的体验、课堂上的辩论、工作室的实践,构成一个年轻艺术家成长的完整历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艺术博物馆学到的,远远比在教室里多。

  后来,我多次到了纽约,逛画廊和美术馆成了我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主要活动。我带着朝圣般的虔诚,也带着困惑和怀疑,在感受和思考中受到触动和启发。我在长年艺术教学中信手拈来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具体作品,来自于无数次往返于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之间,在罗马、伦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在美术馆和画廊看到的无数展览的积累。从画廊展览你或许能了解许多艺术家一个系列或一个时期的作品,或者最新的尝试;从美术馆的大型回顾展则可以全面理解一个艺术家整个创作生涯和思想,并且置之于艺术史的上下文中来考察。

  博物馆也成为艺术家梦想中作品的归宿。你可以说这是出自对成功和虚荣的追求,但更源于每一个艺术家内心深处在历史中留下足迹的渴望。我曾经沉思过一件作品在真实世界中的旅程:从工作室中到画廊,到藏家的客厅或卧室,出借、曝光,有时在投机者之间几经易手,在拍卖场上被追捧或受到奚落,幸运的最终也许进入了博物馆。在职业生涯中,我常常为来自美术馆真诚的尊敬而感动,有时也感受到隐约透出的傲慢、冷漠和忽视。我特别钦佩国内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对国家成批馈赠作品的慷慨和无私;也对一些机构居高临下、对个体艺术家缺乏尊重,动辄以展览为条件索要费用或作品的行为唏嘘不已。

  但是在博物馆的贮藏室里,许多作品也许就像图书馆里无人问津的沉睡的书籍一样,被束之高阁。古老的艺术博物馆就像欧洲历史久远的天主教堂一样,被圣徒的遗体和遗物占据了空间。早期的现代主义潮流中,激进的未来主义者把美术馆当作陈腐的学院或传统的代表而大加抨击;在当代文化批评中,也常常听到对于美术馆保守、缓慢、一成不变、无所作为提出的激烈的批评,和对于现有文化机构的权力结构的质疑。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机构批评”,带有观念主义的倾向,成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颇具影响的方向和种类;艺术家和学者不再存在明晰的界线,对藏品的再梳理、再解读,对所谓貌似中性或客观的所谓“高尚趣味”背后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的揭露,对机构(包括美术馆、画廊、出版社、学校等)的运作方式的系统化探寻,对现有知识和传统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颠覆,这些都成为艺术实践的动机和主题,成为试图从艺术机构的内部进行革新的方式。约瑟夫·科苏思(Joseph Kosuth)对特定美术馆传统陈列方式的打破和对藏品的重新组合,以文字资料对历史上下文的强调,凸显了文化物品有时受到遮蔽的含义(比如种族主义、殖民意识等等)。汉斯·哈卡(Hans Haacke)1971年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展览计划《沙普尔斯基等在曼哈顿拥有的不动产》以社会调查的客观化方式暴露了一个阶层(包括美术馆董事会成员在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垄断性地位,和同一都市空间里不同阶级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它因为触及美术馆本身所依赖的财政基础(即捐助人)的利益而最终被馆长取消了展览,成为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艺术和艺术机构发生冲突的重要案例,发人深省。

  今年,我应邀成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览和出版委员会的成员,有了服务社区的机会。我因此得以更多地了解美术馆内部由董事会、捐助人、馆长、策展团队、公关团队、社区成员等组成的运作体系和自我评估体系。在会议上讨论的题目几乎无所不包:博物馆相对于全国各地类似机构的个性和强项、展览主题和地域性的多样、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兼顾、空间分配和布展效果、每个展览的预算、门票收入和捐赠、收支的平衡情况、观众人群的构成、参观的人(次)数量、展览的人均成本社会媒体的报道和关注、专业人员和公众的评价等等。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美术馆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环节,属于公共事业的领域,它应该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诉求和政治诉求,同时担负美学和道义的双重职责。

  博物馆是历史物证和人类创造的庇护所,是文化阐释和传播的教室,是多元文化、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共存的公共论坛,同时也可能是守旧的堡垒和权威,因而成为艺术革新的敌人。当今的多数美术馆,已经以参与的、实验的、运动的姿态打造新的形象。许多老牌的美术馆也推出了新人和新方向系列、网络和新媒体艺术项目、在线空间以及与观众互动的种种途径。艺术博物馆远非一尘不染的象牙塔,它常常处于权力的阴影、商业和财富的渗透之中;它所应当具有的非盈利性、学术性和公信力并非先天决定的品质,而是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在健康的文化生态中,美术馆必须受到全社会和公众的支持、关注和监督。

  (谢晓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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