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飞龙：艺术，其实都是悲剧

　　林飞龙(Wifredo Lam)，1902年生于古巴。20世纪中叶这位艺术天才在欧美名声大噪，这在当时对于一个非欧美裔的艺术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受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影响，他的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呈现出浓重的欧洲色彩，还被许多批判家贴上了“超现实主义“ 的标签。但是从作品传达的文化内涵来看，又不得不说扎根于古巴;近二十年来人们也开始转而关注和研究其作品的古巴特色。在巴黎的蓬皮杜中心，一场盛大的飞龙回顾展正在火热进行中。曾经的热闹似乎又被传送到了21世纪，而我们寻访到 ARTnews 的1950年9月刊，这位艺术家的概貌似乎也更加清晰了。

　　“艺术，其实都是悲剧。” 林飞龙用他结结巴巴的法语说道， “对于我来说，作画是一种折磨。”那个时候，在哈瓦那市郊，那木槿遮蔽的小房子内，这个艺术家正在癫狂地创作。后屋被他用作工作室，那里除了一幅幅他的画作，别无他物。他画笔不辍，无论白昼与黑夜。通常他的访客离开时已经11点了，他还会费劲地把帆布从画架上取下铺在地板上开始工作。而后再赶去参加芭蕾舞会，有时彻夜狂欢到天亮。角窗深开入花园，叶子花灌木丛肆意地生长，他金发碧眼的英裔妻子不再修剪了，因为这一年来多她远在纽约的医疗中心从事癌症研究工作。飞龙的耐心都倾注在作画上，也无暇顾及。

　　眼前这个高挑优雅，48岁就名声显赫的艺术家，年轻时曾到过马德里学习。在那里西班牙内战几乎让他一无所有，而也是在那里他结实了马蒂斯和毕加索;尤其是毕加索对他钟爱有加。

　　约十年前他与海伦娜结婚，随后到巴黎定居，不久海伦娜被纳粹关押。历经六周的不安和恐惧，飞龙一个人孤军奋战，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了奇异的画作，传神的轮廓。这些画作运用非洲动物符号，有鲜明的毕加索特色。虽然从表面上看那些画作与毕加索高度相似，但这一系列画作使飞龙摆脱了法国艺术工作室的影响而创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

　　当美国人苦苦到欧洲寻找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时候，他和海伦娜才得以离开欧洲。在古巴短暂停留后，他们计划去往墨西哥。偶尔的一次在美国度过的假期，让他们起了定居美国的心思。这也是因为海伦娜得到了这份在医疗中心的工作。遗憾的是，飞龙的父亲是中国人，他只能和海伦娜互相探访。他的移民申请难以被批准，实在让人无奈。不言而喻，两地分居的痛苦固然影响了飞龙、精神状况和艺术创作，这于他的日常生活打上了深重的烙印。走进房间就可以看到左墙巨大的帆布上，俯瞰整个前庭，是色彩明快的红褐色，散发着泥土的信息，是原始热带丛林的野蛮图腾。虽然飞龙描绘画家的主观感受，难免抽象;但他的画作却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他笔下的热带丛林并非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精密的复杂体，等待发现和探索。而只有审视过现代社会而又选择摒弃的人才能透视其作品的精要。

　　几把素净的椅子，一把沙发，一个收音机，还有咖啡桌上玻璃杯盛着的威士忌。收音机旁，电话丁零当啷的声响不停，还有木石构建的抽象艺术。那是新几内亚的土著人在仪式上用于砍下敌人头颅的斧子。另有三两个非洲雕塑站着，飞龙仿佛对此有格外兴趣;他的母亲是黑人。飞龙和海伦娜在这里款待来访客人;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邂逅，用不同的语言诉说艺事。飞龙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同时会法语和中文，但对英语几乎一无所知。而他的妻子海伦娜，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自然而然，她成了他的随身翻译。而飞龙总仗着能用作画交流，并不对这位翻译刮目相看，也不用心提高外语水平。

　　一条幽长的走道，点缀着稀疏的几个房间，不知道做什么用。除了厨房和现代风格的浴室能辨认。整个房屋，一层，杂乱，渐渐通到深处，倏忽一个巨大的画室把心拉到了嗓子眼;鉴于之前的幽暗又索然无味。满满挂在墙上的画作，现在不仅是装饰，更是一种心灵陪伴。她的妻子已经离世，只剩下一张铁床，兀自杵在满世界的画中。每每与这些画分离，他总是郁郁寡欢，仿佛身体中被抽离了什么。

　　自在马德里的日子以来，那是十五年前了，飞龙从未用过样本作画。每完成一幅，他都辗转冥想，搜寻下一幅的灵感。他习惯晚起，饱餐一顿。别看他生了一副苦行僧的模样，吃起饭来毫不含糊，又善烹饪复杂的菜式，对油腻的酱料，奶油甜点情有独钟。饭后他躺在床上阅读法国艺术，偶有涉猎哲学、科学，直到中午。下午就着手作画了。

　　随手抓取几片纸，小心翼翼地绘制，细腻的笔触有种中国风味。他通常用钢笔蘸墨水勾勒轮廓，偶尔也用画笔。他画每一笔总要众观全局，而这每一笔是要从具体的形态抽象得出的。所以在何处下笔他多是战战兢兢，各线条的先后顺序也不能忽视。打完草稿开始正式作画时，飞龙从散落于各处的画布中挑选一个。白色、黄色的干酪素是准备好的，他在画室把画布用画架支起，把画好的草稿别在画布上，打开飞利浦牌收音机;一个人画，只有收音机给他作伴，而迄今为止他的妻子是唯一观摩过他作画的人。他不选择在清晨开始也是由于迫近晌午，日光充沛，便于绘制。现在一看，有两份草稿真是差劲，随即取下扔在一旁。他纤细的手指紧紧攥着炭画笔，娴熟地在画布上勾出轮廓，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之前的草稿只作为作画的出发点和提示，绝非描摹的样本。飞龙的作画方式透露着东方魅力，画就如呼吸一样，延绵着在画布上流淌。

　　午餐后他就要给画上色了。把画布从画架上取下，铺在地板上。他对调色板少有挑剔，一些管涂料或建筑用漆，懒得管是美国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或者是乱七八糟混着的，他都照用不误。地板上摆着大大小小的锡罐，原先都是装过牛奶、咖啡或蔬菜罐头的。现在盛的都是五颜六色的颜料。他泼些松节油进罐来润干了的油漆，这样可使油漆不那么厚重，再挑一个大而硬的画刷。

　　飞龙决定用浅绿色来给这幅画上色。蘸上水润的颜料，横着几笔，又竖着几笔，他迅速的笔触并不踌躇。整个背景就填充好了，像披了一层透明轻巧的衣衫。禀雷霆之势，他是走火入魔了，环视四周马上选定了薰衣草色，调以松脂油，第二波着色蓄势待发。这只消几分钟，他就上了阴影。然后他把画支起靠着画架，痴痴地看。他说这浅绿色不怎么鲜明，又瞄准了地上的翡翠绿，调以松脂油，再盖住了原先的浅绿色。

　　正在他痴痴地端详这翡翠绿的效果如何时，门铃响了，和着哈恰图良的狂吠。这只小巧又毛茸茸的小崽子，出生的时候飞龙就遇见了。当他匆匆从走道离去的时候，他和他的祖母波利塔像在开音乐会似地大声嗥叫。飞龙去应门，是来补给松节油的。

　　装满了各个锡罐，回到画室，又把画布铺到地板上，挤了些筒黑色的到一个罐子里。罐子里原先也有黑乎乎的颜料，叫不出名字。用松节油润过之后，把这黑色涂抹在那薰衣草紫染就的阴影上。记不清楚多少种颜色混成了这黑色，只看上去别具一格。电话响了，他不耐烦地嘟囔：“天哪!真是时候!” 作画时他讨厌被打扰，尤其是在这当口，一种颜色上到一半。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喜欢夜间作画的原因，乐得清静。凭着一股脑喷涌而出的激情，任画笔在画布上游走，如奔腾的野马驰骋草原，任它去往何处，又在何处停下。一种颜色完毕就上另一种，他或许用多种颜色调和，但是很少在一种颜色上迂回修补。

　　接完电话后他很快完成了在薰衣草紫上着黑色的工作。色泽发亮，如流动的河川，而由于用松节油含油少，画能很快风干，就像水彩。现在他又把画布倚着画架立起来了，犀利的眼球滞住了，先像是对艺术的敬畏，而后又似一种失落感在打转;艺术家在与艺术对话的途中，总扼腕自我的渺小。“艺术，其实都是悲剧” “对于我来说，作画是一种折磨。” 艺术家如何把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其主观情感，抽象成一笔又一笔的图画呢，卷入到人类历史、文明的滚滚洪流中，艺术家的画笔一抖，成就不朽盛事;悲剧，或者喜剧。

　　“翡翠绿看起来太不自然。” 六年前飞龙初回古巴时，茂密的景观给他灵感，他在作画时也多使用明快艳丽的颜色;这和法国多用灰色或褐色的画风大相径庭。而现在，他却觉得这些明艳的颜色不太真实。看了看四周，并没有什么颜色入他眼。于是他把草绿色的漆倒入了剩下的黑色漆料里，这一来竟成了橄榄绿。起初看好像过深的样子，他又多添了些草绿和松节油，用画刷蘸了蘸调和的颜料，试了几笔。直到现在他都坚持用着那支扁平刚硬的画刷，换色也不过是在一块抹布擦一擦，或者是直接在铺着雏菊瓷砖的地面。这次把画布重铺在地板上后他犹豫了片刻，吸了吸气，方才刷上橄榄绿。仿佛有人催促着，他有点急促地说道：“作画时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是关键性的，每个点都要顾及到;那一刻决定了作品是生，还是毁灭。”

　　翡翠绿渐渐隐匿在橄榄的色泽后，画布重回画架，巴望着审判。飞龙神色满足，他发现现在的色调更深而有韵味。窗外红色的日光渐渐黯淡，白昼开始沉没在星空的阴影下;而这位艺术家，看着完成一半的作品，也觉得筋疲力尽了。飞龙的笔触一开始略显散漫，但随着颜料的层层覆盖，背景的质感遂显得酣畅和平滑，而这平滑竟是由多层颜料的互相渗透而造就的。其实每一层颜色都蕴含了深度。明快的浅色卧在深沉的色泽下，却给那深色增添了微秒的韵致;仿佛那深也有了多彩的层次感。

　　言飞龙之篇如恒河沙数，在浩瀚的评论中，访谈录中，这个艺术家如一个谜，鲜有人能将他言说得清楚，只留下不断的争论。飞龙的作品被画家赋予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有人说是生殖崇拜，有人说他的画作是宗教题材，更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评述一二。城郊妇女觉得他的每一笔，每一画都暗含性威胁，最让人困惑的就是表示植物的符号，比如“香蕉”究竟是何意。人类学家在他的画作中搜寻伏都教符号(飞龙的确曾四次参观Nigo 宗教仪式)，保守画派顽固地认为飞龙画作表达了宗教狂热。(而飞龙曾表示他崇拜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作中的宗教情感是一个缺憾，应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