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以画境：“我，90后——曾宓书法题跋展”

       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浙江美术馆、浙江画院承办，美术报协办的“我，90后——曾宓书法题跋展”4月27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拉开曼妙的帏幕，展览分“人间正气”、“春景遐思”、“大智若愚”三大版块，共展出90幅作品；同时，还展出了部分原石碑刻。整个展厅布置充满金石与水墨意味，传统现代相辉映。

展览时间：2021年4月27日—5月11日
展览地点：浙江美术馆4、5、6号展厅
主办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浙江美术馆、浙江画院
协办单位：美术报

      “宓”是“密”的初文，本义是安静的密室。《说文》：“宓，安也。”曾宓现今的生活状态是深居简出，艺术状态亦是深居简出，不太喜欢热闹、不太喜欢出风头是他的“密室（秘色）”。但“密室”自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桃花源，曾宓用心耕耘浇灌，灿然蓬勃。

曾宓《鱼之乐》182×97cm

      曾宓作为山水画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近年来，曾宓潜心书法创作，其以坚实的造型能力，深厚的中西学养，高超的笔墨功底，独特的构成手法，融合到书法创作中。其书法作品无论结构、形式或是书写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既是笔墨的基本依托，又作适度的变形，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貌。

      金石、砖瓦的拓片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好。好事者题咏做跋大多以“释图”、“考古”为能事，有佼佼者，亦难免其“学究”习气。曾宓在书法创作中以题跋拓片的方式对书写艺术进行重构，在墨色的干湿互补、浓淡相间的丰富境地中走向了“书以画境”的全新面貌。这种境界不仅是书法的笔墨情趣，更是笔墨之外的人生境界和况味，是曾宓本真、率真人生的外化。

曾宓《马》182×96cm
 

      从此次展出的90件书法题跋作品来看，曾宓的作品既不拘泥于拓片题跋的格律，也不一味遵循传统形式，而是在尺幅之间重新构成，增加了书法在拓片题跋中的空间比，强调书法与拓片的共同作用，赋予了作品更为鲜活的张力，用构成开创了拓片题跋的新天地，塑造当代文人的金石风雅。

曾宓《相知相眷》68×46cm

      本次展览集中体现了曾宓壮士断腕、涉险求索的胆气、才气、真气。他根据不同的拓片对象施以“各美其美”的真、草、隶、篆、行五体，刚柔相济、大小随机、浓淡无定；选择的词句内容往往出其不意，或长或短，或雅或俚，或游离或粘连，风情万种；“书跋”墨韵尽量映衬拓片“画面”的风格切换，松紧适度，密不忘疏，渍迹禅机；复配之以多姿多彩、工野叠加的“曾宓式派生印记”，奏响了古今交汇、奇正环抱、书“画”合卺的宓“宓境”书法，隐含一种追索意味的历史感。

曾宓《讲真话》58×100cm

      曾宓的宿墨书法似乎来自黄宾虹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迈出了拓展的步伐，砌起了瑰丽的别业。曾宓活学活用黄宾虹思想，反对“清一色”，在他的“宓境”书法内注射了满满的《易经》理念，躲进小楼成一统，“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以“正脉”的书法立场观照会觉得他“玩得过火了”，在他恰恰是随便旁人如何褒贬，我自步步为营，我自“玩得深沉”，玩出肌理涵融、渍化凝神的“宓境”新天地——曾宓时常挥舞一下手，语调短促而有力：“书画书画，书法在前，画画在后，书法比画画重要。我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作品证明给别人看。”
 
      从山水画到书法再到拓片题跋，一路走来。曾宓的艺术创作承载着他对艺术之美和人文精神的极致追求。他把东方艺术的诗性意境与西方绘画中的形式语言巧妙的结合起来，在点线交叠，块面之间塑造人文精神的宽宏与气度。

曾宓《唯艺术不可以为伪》183×98cm


曾宓《我忘吾作无为》104×35cm


曾宓《大智若愚》186×65cm

左：曾宓《你若安好便是晴天》118×24cm；右：曾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14×23cm

在《曾宓书法题跋展》上的发言

      曾宓先生是一位享誉中国画坛的大画家，他以惊人的艺术创造力，不断推出一个个画展，实现着一次次的超越。今天《曾宓书法题跋展》在这里开幕了，承蒙曾先生抬爱，指定要我作个发言，这让我忐忑不安。我认真看了展览的作品集，在这里把我的学习体会向曾先生，向大家作个汇报，请求各位指正。
 
      曾先生今天的展览是书法题跋展，是用书法写在金石砖瓦拓片上，于是话头不得不从金石学说起。金石学在宋代就是一门显学，士大夫们好古爱古，在正事之余做了一些收藏考证的工作。比较著名的有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欧阳修的《集古录》等。他们在书中摹勒钟鼎彝器铭刻，再附释文于后，并尽可能简述该器的出土收藏经过，所属年代及遗闻逸事等。遇石刻文字，也必考其立石原委，时代更迭，及所记史实的始末。按欧阳修的话说，写书的目的是“为正史学之阙谬，以传后人。”（意在正史）我们现在还能见到宋拓，但并没有见到宋人直接在拓片上的题跋。清代是金石复兴的另一座高峰。清初一批文字类工具书的出现，是与金石学相关联的，比如《康熙字典》《字汇补》等等，是学人们对汉文字体系遭到损坏的自觉补救。清初的文人仍然没有把金石拓本作为一种单独的欣赏门类，很少有人在拓本上题跋。直到清中期翁方纲、黄易、阮元的时代，金石题跋的大繁荣开始了。题跋者不仅是有官员身份的文人，还出现了马起凤、六舟这样社会阶层的金石爱好者。不仅仅是金石题跋，还出现了双勾、颖拓、全形拓、博古画等各种形式。金石学开始由学问家的专利逐渐向审美价值方向转换。1904年西泠印社在杭州创立，提出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实际上接通了金石学问与书画篆刻艺术创作的血液脉络。当前的社会，关注欣赏甚至收藏金石砖瓦已成为热点，反映出社会对古老传统文化的热爱。其实真正研究金石学问的人只可能是一小部分专家，他们应该继续研究，传承并光大金石学的传统。同时如何使有可能走进千家万户的金石砖瓦拓片，更好地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拓片的题跋到了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曾宓先生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理念、艺术实践、艺术胆魄和艺术情怀，对金石砖瓦拓片的题跋做出了自己创造性贡献。我以为概而言之是：新在构成；强在水墨；胜在情怀。首先谈“新在构成”。曾先生对构成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写过《中国写意画构成艺术》的书。在这次书法题跋时，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求图文契合，但开构成新风。”构成是基本立点，拓片的古代图像也只是构成的一部分而已，书法题什么不受制于图像，书法怎么题才是更重要的构成问题。于是所有的作品都可被看作是红白黑三原色的组合试验，给人开合大气的整体性视觉冲击。图像的时代性故事性被忽略，书法不再是图像的附属而成为作品的主角，文字的大小多少只服从于构成的需要。作品集中所有作品都被统一标为“书法拓片”，这次展名定为《书法题跋展》，正是由作者的构成主旨决定的。构成是我们理解曾先生作品的重要通道。再说说“强在水墨”。曾先生办过几次书法展览，我也曾经应邀写过专题文章，我认为曾先生的书法不是书法家的字，而是画家的字，具有很独特的审美价值。他不斤斤于点画，又多用宿墨加水，形成水墨氤氲、酣畅淋漓的笔墨效果。运用于山水画中，那长篇的题字很难细读也无需细读，直接就是画面构成的一片墨色。这次运用于题跋，水墨淋漓的书法与斑驳的拓片图像出奇的相配，共同营造出模糊、含蓄、迷蒙的艺术效果。（如“孔子适周问礼图”“春似故人来有信”等最为典型。）最后说说“胜在情怀”。文字内容是表达情怀最直接的手段，由于作者不求图文契合，所以抒怀少了许多束缚。大国治理，新冠防疫，讲真话，学着傻.......人间正气，人生智慧、人性至情都从笔下涌出。当然不求图文契合，也不就是真不契合。比如在“长乐未央”瓦当下题写“人生一世，探索无止”，在“富贵”砖文上题写“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读毕让人会心一笑：人生的快乐在于探索，富贵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善恶价值观，这是高层次上的契合呀。透过字里行间，一位至真至诚的艺术家人格形象宛若眼前。
 
      宋陆九渊在《象山语录》中说：“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如果我们把金石学范畴考据式的金石题跋比喻为“我注六经”的话，那么曾宓先生今天的书法题跋就相当于“六经注我”了。他“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陆九渊语）于是一种题跋“新体”横空出世了。对于传统而言既是创新，也仍然是一种传承。
 

鲍贤伦
2021年4月23日于杭州

曾宓《人生老病，当以乐死》49×49cm


曾宓 《强者为王》 34×54cm


曾宓《莫忘想》99×138cm


曾宓《听天由命不负心》46×34cm


曾宓《以智度劫》70×46cm


曾宓《谚语》60×24cm


曾宓《只生欢喜不生愁》61×20cm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梁平波，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学斌，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陈瑶，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柳河，浙江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张浩，浙江省文联原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田宇原，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鲍贤伦，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赵雁君，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麦家，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沈浩等出席了展览的开幕仪式。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11日。

展览现场

     
曾宓，号三石楼主，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中学时期，师从吴启瑶教授学习水彩画。
195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得潘天寿、顾坤伯等名师亲授。
1962年毕业于中国画系山水科，1984年调入浙江画院任专职画师。
现为浙江画院艺委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图文综合自浙江美术馆官网、美术报，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