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式的选择与抛弃：美丽精神的失落

　　启蒙时代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构出完整而成熟的中国文化形象，并对18世纪以后200多年的东西文化形象对比铺平了道路，期间包含着复杂的历史心理文化因素。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说法，18世纪哲学家群体虽然以反宗教、反权威的面目视人，其本质诉求却恰恰是建立一座“天城”(Heavenly City)，这座完美的上帝之城出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阐释，它意味着与“地上之城”(Earthly City)的对立和分野，也与整个基督教的逻辑完全一致。基督教认为尘世生活只是检验“上帝儿女们”的一种方式，是为了末日审判的铺垫而已，最终：“到了上帝指定的时间，‘地上之城’就会终结，大地本身也就被火焰吞没。到了那个末日，善人和恶人就终于会被分开。对于胆敢顽抗者，就准备好了一个永恒惩罚的地方;而信徒们则会在‘天城’与上帝会合在一起，永远在那里居留在美满和幸福之中。”

　　这种对于“天城”的信仰不仅没有被启蒙哲学抛弃，反而被哲学家们接受并发扬光大了。启蒙时代之后，欧洲现代性日臻成熟，最终确立了线性上升不断发展的乐观主义时间意识，这种线性时间观往往被诸多历史终结论所掩盖，其实历史终结论恰恰是线性时间观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启蒙哲学家对于宗教、神学和教士们的看法不一、态度迥异，但他们于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中世纪以降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并以理性的名义加以重新阐释;也就是说，游戏的主角变了，但游戏规则没有变动。神学家认为人类历史是神为自己导演的一幕戏剧，末日审判则是戏剧终结的时刻，人类只是魔术师帽子里的兔子，是临时的演员而已;启蒙哲学家则将历史解读为“理性”为实现自身而外在化的过程，“合理化”是自然和社会必然的命运。经由历史的考察，卡尔•贝克尔将启蒙哲学与中世纪神学之间的渊源发掘出来：无论神学时代或哲学时代，都假定了这种“戏剧化”的历史，构思永远优先于行动，“在它被付诸实施而成为事实之前，那构思就已经是完美无缺的”，人生必须被“合理化”，这构成了理性主义的根本准则。

　　无可讳言，神学鼓吹的信仰与哲学推崇的理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然而理性主义本身却很快会发展成为信仰。在启蒙哲学家用理性反驳基督教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强化了“合理化”的认识倾向。正如贝克尔所说：

　　理性可以用来维护信仰，正如它可以用来摧毁信仰一样。伏尔泰和圣•汤玛斯两人之间肯定是有许多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两人却有着大量的共同之处……：他们的信仰是可以合理地加以证明的。在一种非常之真实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8世纪乃是一个信仰的时代，正有如它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可以说13世纪乃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正有如它是一个信仰的时代。

　　在我看来，启蒙时代同之前的中世纪，乃至之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都无法脱离西方的精神生态。首先，这种精神生态自柏拉图的理念观念开始就已经铺就而成：在个体之外，在世俗生活之上，永远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理念”或完美理式，模子早已铸好，人所需要做的只是削足适履，压抑自己来服从模具。其次，这种精神投注到人类历史上，无疑会将历史解读为“合理化”的过程，不证自明，很少有人质疑“合理化”或“理性”本身;最后，在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理念”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中世纪的上帝、启蒙时代的主体之人只是不同的表现而已，平凡的个体永远是被精英忽略和过滤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尼采宣布“上帝之死”固然反思和颠覆了整个启蒙理想，但对于西方精神生态本身的反思也并不彻底，出于对古希腊的悲剧美学精神念念不忘，尼采的批判本身也就有触及不到的禁区。

　　回过头来看，启蒙时代表现出的理性至上，尽管与中国对于“理学”的推崇不无关联，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甚至记载了法国大革命期间，来自东方的“理性女神”被竖立在巴黎广场的盛况，然而归根结底西方并没有接受东方哲学，或者说只是接受了一些无害的花边和皮毛而已。毕竟，中国哲学对于“合理化”本身的冷漠，对于自然的推崇，对于人类自身发展进步的浅尝辄止，与西方启蒙时代之后张扬个性，鼓励个人发展、突破和创新，经历和探索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浮士德”精神是完全南辕北辙的。

　　浮士德精神或浮士德文化得名自一战后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推出的巨著《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以“观相”的宏大视角对世界各个文化有机体特征进行了概括，经过古希腊文化和中世纪文化后，浮士德精神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在斯宾格勒看来，浮士德精神是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说“你应当如何”，对别人有所要求的时候，道德就出现了。西方人认为：我们必须相信某种秩序，将生活安排的合乎秩序，这就是道德。“在西方伦理学中，任何事物都具有芳香，都具有权力诉求，都具有影响远方的事物的意志。……对于浮士德式的心灵而言，这是一种必然性，是理应如此的。”

　　浮士德精神是一种道德，“应当”如何不是针对自身而言，而是针对外在他者，凡是没有符合“应当”的道德秩序的都是敌人或谬误，应该予以清除。这种道德与礼法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动力学。历史必须要有目标，生活必须要有未来的方向，人必须要有服从的道德法则，否则便难以理解。这种思维东西方皆有，然在启蒙时代以后的西方愈演愈烈，随着浮士德精神的出炉，主体之人空前膨胀，昔日神坛之下的奴隶翻身成为万物灵长，整个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蒙昧、触摸禁区的过程，而近代哲学和社会科学则为自然科学对世界任何角落的入侵鼓吹张目。

　　归根结底，“在浮士德式的人的眼里，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一个目标的运动。他自己也只能在那种状况下生活着，因为对他而言，生活就意味着斗争、征服，意味着去赢得胜利。” 尽管斯宾格勒也提出了与浮士德相对的阿波罗精神——无目的、无目标，然而纵观近代西方思想，阿波罗精神发挥的作用堪称寥寥。反进步主义最后往往加入进步的大叙事，复古反而成为发展的延续。另一方面，在现代性发展到鼎盛时期后，浮士德精神随着西方殖民侵略被传播和贩卖到东方，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1920年同郭沫若的通信中就注意到了《浮士德》，1932年更是写了《歌德之人生启示》一文，将浮士德精神归结为一种人生的精神。宗白华认为歌德本人对于人生的启示不亚于对于文学艺术的启示，“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他同意德国哲学家息默尔(Simmel)的看法：“歌德的人生所以给我们以无穷兴奋与深沉的安慰的，就是他只是一个人，他只是极尽了人性，但却如此伟大，使我们对人类感到有希望，鼓动我们努力向前做一个人。”

　　浮士德精神标志着主体之人形象的高峰，确实，浮士德将自强与乐观完美结合在一起，对任何未知领域都敢于和乐于尝试，浮士德的一生是不断探索人类自身可能性的一生，一息尚存、探索不止。《浮士德》全篇的核心——同魔鬼的赌约——也恰恰是关于“可能性”与“穷尽性”之间的争执，最终浮士德以“对不满足本身的满足”先输后赢，死而复生，论证了上帝对于人类的信心。这部文本堪称神学时代与哲学时代完美的衔接，基督神学的入世伦理被悄然嫁接在启蒙哲学的内在理路上，有人称浮士德是近代人的圣经。在“为人生”的口号下，理性走上前台，却忽略了本质上的换汤不换药。柏拉图以降的阴魂其实并未飘散，人类历史依然是在“戏剧化”、“合理化”的进程中削足适履，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略。

　　1932年的宗白华是乐观的，他认为“歌德确是代表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人的心灵生活及其内在的问题。近代人失去了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谐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一超越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着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宗白华对于浮士德文化是肯定的，和歌德一生穿梭游走于文学、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类似，浮士德的一生是近代人的楷模，近代人在失去神之后唯有通过“体验”方能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无论悲剧抑或戏剧都必须借助亲身经历才能找出解决之道。其内涵的理路就是：世界各个领域都是有待探索的，召唤着主体之人不断突破固有的知识，任何探索都是正当的，进步永远胜过落后，新知识永远胜过旧知识。

　　十多年后，1946年，宗白华受泰戈尔思想影响，写下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一文，其立场相对于早年推崇浮士德文化的乐观，显得较为悲观，惟其如此却更为深刻。对于东西文化的本质，宗白华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比较：

　　首先在观察世界的方式上，中国人是“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讲究“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西洋思想则讲究科学，通过逻辑推理、数学演绎、物理实验来把握世界规律。

　　其次，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平等的，“其身与物化，无穷出清新”，观察世界的同时也是融入世界，这是两种生命的动态交融，这是一种美学的态度;西方则将“以我观物”推到极致，讲求主客二分，将世界自然视为僵死的环境或对象，希望利用甚至改造世界，是实用主义的态度。

　　再次，中国人讲求自然而然的道理，喜欢将自己感受到的自然旋律用于现实生活，以自然为本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最高境界也是最高标准;西方则不信任“自然”本身，而喜欢想象和附加上“不自然”的因素，令其高高在上掌控自然，人类则被其指控征服和重组世界，这种“不自然”的因素或是理念，或是神，或是理性，或是人类，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是一种超自然的化身，也往往有人格神的色彩。

　　最后，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中国人的科学只为了美学和娱乐，所以浅尝辄止，满足于美丽的烟火和鞭炮;西方人则以实用主义为准星，对任何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生命不息，探索不止，新的知识不断打破旧的迷信，又被更新的知识取代而沦为迷信，所以中国人的科学停滞不前，而西方科学创新不止。

　　宗白华以悲观主义的视角审视了两种文化的迥异精神。西方人的浮士德文化把握了原子能的秘密，征服自然和其他民族，却导致了厮杀不止的三争(竞争、斗争、战争)文化，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被推到顶峰;历史的悖论在于，讲求“美丽”的中国民族却无法独善其身，因为轻视了科学与权力的结合，最终“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不仅如此，东方美丽精神反而收到东方人自身的鄙视，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对我们进行了洗脑，使我们对于一切精致的、简单的、自然的东西心怀不耐烦的恶意，让自己的灵魂日益粗野和卑鄙。

　　人可以改变时代，人生的意义在于无休止的探求，人的价值在与世界和他人的对抗中显现——这一定律自启蒙时代以来愈加合理，使得一切非乐观的、非理性的、非进步、非“应当”的东西都被当成障碍扫荡一空;精神家园的失落，其实早已随着启蒙时代最终对于中国文化的选择和判决开始了：西方代表人类宣判了中国文化的死刑，从18世纪开始的对于哲学和理性的极端信仰，对于精神的高度张扬，恰恰伴随着美丽精神的彻底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