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战略导致中国文化形象跌落

　　文艺复兴只是西方现代性的前奏和铺垫，真正标志其成熟的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心自然是涌现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等哲学巨匠的法国。纵观18世纪的欧洲文化史，可以说无处不有中国文明的影子。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既是物质文明的“中国”声誉鼎盛之际，同时也标志着思想文化的“中国”被西方现代性迅速抛弃。正是通过这两方面的自觉行为，西方逐渐走出了“中国热”而将中国建构为现代性的对立面——野蛮、停滞和专制，终于在18世纪末正式告别了自己的古典时代，开始以成熟的现代性形象驰骋于人类近现代史的历史之上。

　　一 中国形象：正负背后的同一机制

　　早在《马可波罗行记》问世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就已经停留在“物产丰饶”的黄金之国上，对于东方富庶生活不厌其烦的描述隐含着野蛮时代欧洲人对于财富和精致生活的向往;利玛窦以降欧洲传教士最大的成就则是：将时人的视角从“物质的中国”拉到“思想的中国”，将中国的哲学、伦理和文化整体呈现在欧洲面前。

　　儒学第一次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便宛若惊鸿，无数思想家包括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德国的沃尔夫(Christian Wolf)、莱布尼茨等等，无不表现出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传统的某种向往与追慕;中国悠久而有稽可考的上古史记载，则引发了对于《圣经》纪年的质疑，人们开始怀疑基督教时间是否优先于中国时间，围绕着“谁是历史的开端”引发了宗教内外的种种论争。

　　法国汉学家亨利•柯蒂埃(1849-1925)在《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一书中谈到：“我想要追踪的是中国，这个天神治国的艺术和文学在我们国家产生影响的一些轨迹，特别是在18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曾风靡一时，使人狂热”，然而为什么这种“狂热”最终只沦为“一时的迷恋，是一种风尚，一种短促的好奇劲儿，而没有留下真正深刻的印迹”?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正面回答。但在今天的人看来，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对象、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后殖民语境下可以得到更为一针见血的解释。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到了“想象的共相”学说，形成世界的“像”的思想不仅是个体心灵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集体的人的原始力量。在交通和通讯条件尚未如今日这般发达的古代世界，各个文明无不以某种“想象”的方式构筑着异质文明的形象，不仅有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同时亦有“想象的他者”。如果借用佛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术语，可以将启蒙时代之前的欧洲古典文明视为婴儿期，婴儿通过镜像建构“主体”和“自我”的概念，区分出“我”和“世界”;然而在“想象”的过程中，“我”对于“世界”和“他人”的区分却是模糊甚至不成功的，也即是说：婴儿习惯了将“他人”和“世界”等同，古典文明也往往将其他文明视为物质的“世界”或“地域”，看作可以观察、穷尽甚至改造的对象，而不能将其视为在身份和价值上与本土文明等同的“他者主体”。这种“想象”的特征是整个古典时代文明的共性，东方在想象着“西方”，西方也在想象着“东方”。

　　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实践和理论资源对当代人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其揭露了西方“东方主义”的本质或提出西方霸权主义问题，而是深入到人类的思维定势，从文明对话和交流角度切入，提出一系列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文化政治学”视角，从而使人们能够分析和洞悉种种“文明间”现象的深层机制。

　　借用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者张西平的说法，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学院专业汉学三个过程。在整个18世纪，传教士汉学兴盛一时，而中国艺术风靡欧洲，盛况空前，丝绸、瓷器、茶、装饰品、挂毯、绘画、家具、建筑、花园、浴场、游乐场、屏风等等，无一不是“中国式的”。中国花园完全打破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对称原则，以中国式的自然朴拙、趣味盎然来对待参差不齐的山石花木，从而提醒西方人：花园、园林是为了贴近自然，而不是追求整齐划一，亭台楼榭的美必须孕育在真正的大自然中，成为吞吐万物俯仰天地的窗口。18世纪英国建筑家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爵士，曾经受命为英王乔治三世建造“丘园”(Kew)，园内有湖，湖中有亭，加上中式宝塔和龙饰，一经出现便轰动欧洲。钱伯斯总结了中国花园中的“理想和民族性”，认为“自然是他们(中国人)的榜样，目标就是在所有最优美的不规则中模仿它”。同时在整个欧洲大陆，中国戏剧以《赵氏孤儿》为代表，也风靡一时，频频赢得赞誉。

　　然而，当文明对话深入到思想哲学层面，瓶颈就产生了。启蒙哲学家开始批评和丑化中国，曾经的优点成为弊端，悠久的历史成为“停滞的帝国”的标志，人口中国成为“黄祸”的端倪，文明同化入侵者的作用成为没有勇气反抗异族的证据，管理有序成为“治水国家”专制统治的结果，文明礼仪成为软弱胆小的代名词……中国形象拥有美好的开端，但在启蒙时代后期却以丑陋结尾。启蒙运动期间，西方抛弃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这三种正面的中国乌托邦形象，代之以西方现代性的反面形象：停滞的、专制的野蛮的东方帝国，现代以来的东西之争、古今之争以及意识形态之争统统殃及了中国形象。思想文化层面的中国被反复“妖魔化”，导致的结果是：二百多年来，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艺术品地位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艺术精神被摈弃和忽略，这一二律背反延续至今。

　　有国内学者坦言：“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关于中国的“话语”转型期间(尤其是18世纪这一关键时期)，中国自身发生的变化不多，昔日引起赞扬的和当时口诛笔伐的基本上是同一个“中国”，相反正是由于西方历史自身的进程导致其文化战略的某种变化：民族国家迅速兴起是现代性的结果，也导致西方有意采取了主动“建构他者”的方式，将东方从自己身边推开，成为西方现代性扩张必须要设定的这样一个“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