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的中国形象变迁

　　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迁基本上可以以18世纪作为分界线，18世纪的中国热将中国文化的魅力推向顶峰。 之后，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成熟，中国形象逐渐跌落，影响到西方人甚至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文化观”。

　　1745年，伏尔泰在《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就认为：“吃着印度、中国等东方古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粮，穿着他们织就的布料，用他们发明出来的游戏娱乐，以他们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习俗，我们为何不注意研究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们欧洲的商人，则是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里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来学习这个星球的历史时，你们要首先把目光投向东方，那里是百工技艺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与的”。 德国的莱布尼茨博览群书，醉心于中国文化，曾与好几位传教士交谈通信，甚至想亲自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学者交谈，为此他还学了些汉语。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尽管有人说他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的重大影响，只是得到中国哲学的印证和旁证。 随着中国的衰落，经济利益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趋于破裂。“随着西欧‘中国文化热’的降温，欧洲人不再是中国为人类知识的发源地，而充奉希腊人为人类最伟大的教师，在甚嚣尘上的否定中国文化的言论声中，结束了‘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 历史表明，欧洲人的兴趣在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这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因王朝的堕落、行政管理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的而出现的衰败征兆，使其渐渐在欧洲人中失去了声誉。欧洲知识分子被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的遥远的中国文明强烈地吸引住，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但是，一个世纪以后(18世纪后期)，西方的“发现”目光又转向希腊和印度文化。欧洲人对中国的钦慕开始消退，除了因天主教传教士受到迫害以外，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对中国的自然资源的兴趣开始超过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其中，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加以抨击的声音很有代表性：“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同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哲学家之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其材料都来自耶稣会士的著作，对于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对材料的利用方式，其背后是不同的政治理想。早年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所以自然从中读到了“哲学王”的理想;当开明君主制的理想在现实面前碰的粉碎后，伏尔泰改变了对于开明君主制的看法，转向君主立宪甚至共和制，用他的话说“我跑了许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困顿，寻求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都是一些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像一个浪子回到他父亲那里一样”。 可想而知，伏尔泰的中国情节自然也渐趋衰退了。

　　伏尔泰的妥协表明了法国“中国热”的退潮，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有仰慕变为了排斥。1760年后，伏尔泰著作中有了更多共和主义色彩，也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厌倦，甚至加入了早年争吵的对手孟德斯鸠的阵营：“人们因教士及哲学家的宣扬，只看中国美妙的一面，若人仔细地查明了真相，就会大打折扣了，著名的安逊爵士首先指出我们过分将中国美化，孟德斯鸠甚至在教士的著作中发现中国政府野蛮的恶习，那些如此被赞美过的事，现在看来是如此不值得，人们应该结束对这民族智慧及贤明的过分偏见。” 中国热的波起复落，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化传播总是依赖传播者进行的，这些传播者不可避免会受到自身素质、处境和动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而塑造出不同的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