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们通常将西方现代性理解为孤立的历史时间，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岁月后，仿佛突然间诞生了灵感，经由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孕育出了一个如新生婴孩般充满朝气和生命力的西方现代文明。在通常的观念中，中西方文明是孤立乃至绝缘般各自发展的，但近来学术界开始越来越重视“文化间性”问题，试图用“文化间性”打破孤立的“文化特性”研究，因此“东方”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影响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首先，现代性与全球化几乎是五百年前同时发生的，至今仍在继续。西方史学家在《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成就本身”。 这里面的潜台词不可小看。其实，地理位置的“西方”，狭义地说，是莱茵河以西最早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欧地区，广义地说，则是与西欧地区文明有血缘关系的一切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日本虽为东方，但在经济政治制度上与英美同属一个类型，也脱亚入欧被看成西方国家;而历史性的“西方”——包括古希腊的科学民主的西方，古罗马的法制性西方，中世纪神性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性西方，近现代的理性的西方，后现代的反理性的西方共时态地被中国接受。这种现代性的扩散使人们忽略了东方文化的命运和力量。

　　其次，西方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殊深，甚至可以说，欧洲文明来自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并加以发扬，很快达到了奴隶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峰;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精神有着东方的痕迹;15世纪末、16世纪初，拜占廷传来的古希腊文献的手抄本，以其独特的理性力量使人们从神学的蒙昧中清醒过来。中国印刷术的传入和知识的平民化，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弘扬的人文主义理想，赞扬人的伟大价值，重视人的尊严，成为西方人觉醒和高速发展的契机。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的文明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当此时——即当欧洲文明优势迅速结束时，当亚洲复苏日渐扩大时，以及20世纪的主题似乎注定是东西方之间卷入全面冲突时——我们传统历史之本位主义，叙史必始自希腊，把亚洲也归入此一线之内，不仅是学术上的谬误，而且也可说是前途与智慧的致命败笔。未来要面对太平洋，能如此，才能由那一地区而对历史获得理解。”

　　其三，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影响深远。火药武器为西方城市市民用大炮轰开贵族城堡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如果没有印刷术的传入西方，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有指南针当然就不可能有地理大发现。然而，悲剧性问题在于，在西方迅速近入现代化的时候，近代缓慢发展的东方古国却渐渐落后于西方现代性。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农村社会就出现了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现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不少这类描写。中国在近代发展缓慢，而西方拓海开疆，高速增长。如：中国的纺织工具由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的发明经过了1300年，而西欧从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自动纺车出现只相距200多年，比中国少1100年。中国从春秋末期公元前600年开始炼生铁，到15世纪冶炼设备同西方相当，中国用了2100年，而西欧仅仅用了400多年。绝对王权在中国存在了2100年(从秦始皇到晚清)，而西欧存在最长的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其实，中国思想文化的系统西传最早当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2年，利玛窦到澳门，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他发现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便寻找天主教与传统儒学的结合点。《论语》和孔子大约从那时为世界所知。他在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同时，开创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推动了中学的西传。 当时很多的耶稣会士，都是在一边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 一边把中国思想回传到西方， 甚至将文化传播深入到理学研究层面。 艾田浦在《中国之欧洲》中认为：“中国人没有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 ，或者创造他们。请注意这里使用了“发现”一词，它提示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创造自己。 当时称为景教的唐代基督宗教教士，于公元635年抵达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玄奘和尚六年以前已经到“西天”取经去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寻找他者(“西天”或“西方”)并发现自己重建自己。

　　西方有人认为，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没有东方的现代化，没有中国现代化或印度现代化。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边缘化的东方贬损和忽视自身传统价值，无视中国对整过西方早期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一味走向全盘西化。 将现代化观念置换成西化话语，西化则意味着东方无可挽回地成为弱势文化，东方价值的确被掩盖了。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从五百年前开始的。而五百年前后，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化”或“东化”。 可以说，中国文化曾经对西方现代性产生过重要的意义。

　　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人文环境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马可•波罗，非常赞赏并学习中国文化。 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神往不已。 宋明时期中国文明的灿烂，使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曾经是世界性的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将现代化与西化简单等同的做法的谬误不言而喻。 应该说，18世纪以前西方一直在“发现”中国， 18世纪以后中国逐渐学会了“发现”西方。 所以，现代化不仅是“西化”，而且曾经“东化”。在未来的探索中，整个人类需要东方，需要西化与东化的互相整合。　　人们通常将西方现代性理解为孤立的历史时间，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岁月后，仿佛突然间诞生了灵感，经由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孕育出了一个如新生婴孩般充满朝气和生命力的西方现代文明。在通常的观念中，中西方文明是孤立乃至绝缘般各自发展的，但近来学术界开始越来越重视“文化间性”问题，试图用“文化间性”打破孤立的“文化特性”研究，因此“东方”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影响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首先，现代性与全球化几乎是五百年前同时发生的，至今仍在继续。西方史学家在《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成就本身”。 这里面的潜台词不可小看。其实，地理位置的“西方”，狭义地说，是莱茵河以西最早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欧地区，广义地说，则是与西欧地区文明有血缘关系的一切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日本虽为东方，但在经济政治制度上与英美同属一个类型，也脱亚入欧被看成西方国家;而历史性的“西方”——包括古希腊的科学民主的西方，古罗马的法制性西方，中世纪神性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性西方，近现代的理性的西方，后现代的反理性的西方共时态地被中国接受。这种现代性的扩散使人们忽略了东方文化的命运和力量。

　　其次，西方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殊深，甚至可以说，欧洲文明来自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并加以发扬，很快达到了奴隶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峰;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精神有着东方的痕迹;15世纪末、16世纪初，拜占廷传来的古希腊文献的手抄本，以其独特的理性力量使人们从神学的蒙昧中清醒过来。中国印刷术的传入和知识的平民化，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弘扬的人文主义理想，赞扬人的伟大价值，重视人的尊严，成为西方人觉醒和高速发展的契机。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的文明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当此时——即当欧洲文明优势迅速结束时，当亚洲复苏日渐扩大时，以及20世纪的主题似乎注定是东西方之间卷入全面冲突时——我们传统历史之本位主义，叙史必始自希腊，把亚洲也归入此一线之内，不仅是学术上的谬误，而且也可说是前途与智慧的致命败笔。未来要面对太平洋，能如此，才能由那一地区而对历史获得理解。”

　　其三，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影响深远。火药武器为西方城市市民用大炮轰开贵族城堡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如果没有印刷术的传入西方，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有指南针当然就不可能有地理大发现。然而，悲剧性问题在于，在西方迅速近入现代化的时候，近代缓慢发展的东方古国却渐渐落后于西方现代性。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农村社会就出现了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现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不少这类描写。中国在近代发展缓慢，而西方拓海开疆，高速增长。如：中国的纺织工具由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的发明经过了1300年，而西欧从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自动纺车出现只相距200多年，比中国少1100年。中国从春秋末期公元前600年开始炼生铁，到15世纪冶炼设备同西方相当，中国用了2100年，而西欧仅仅用了400多年。绝对王权在中国存在了2100年(从秦始皇到晚清)，而西欧存在最长的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其实，中国思想文化的系统西传最早当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1582年，利玛窦到澳门，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他发现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便寻找天主教与传统儒学的结合点。《论语》和孔子大约从那时为世界所知。他在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同时，开创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推动了中学的西传。 当时很多的耶稣会士，都是在一边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 一边把中国思想回传到西方， 甚至将文化传播深入到理学研究层面。 艾田浦在《中国之欧洲》中认为：“中国人没有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 ，或者创造他们。请注意这里使用了“发现”一词，它提示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创造自己。 当时称为景教的唐代基督宗教教士，于公元635年抵达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玄奘和尚六年以前已经到“西天”取经去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寻找他者(“西天”或“西方”)并发现自己重建自己。

　　西方有人认为，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没有东方的现代化，没有中国现代化或印度现代化。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边缘化的东方贬损和忽视自身传统价值，无视中国对整过西方早期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一味走向全盘西化。 将现代化观念置换成西化话语，西化则意味着东方无可挽回地成为弱势文化，东方价值的确被掩盖了。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从五百年前开始的。而五百年前后，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化”或“东化”。 可以说，中国文化曾经对西方现代性产生过重要的意义。

　　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人文环境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马可•波罗，非常赞赏并学习中国文化。 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神往不已。 宋明时期中国文明的灿烂，使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曾经是世界性的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将现代化与西化简单等同的做法的谬误不言而喻。 应该说，18世纪以前西方一直在“发现”中国， 18世纪以后中国逐渐学会了“发现”西方。 所以，现代化不仅是“西化”，而且曾经“东化”。在未来的探索中，整个人类需要东方，需要西化与东化的互相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