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是文化交流传播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

　　向海外译书这一想法是受玄奘的启发。公元645年玄奘回到唐帝国，带回梵文经典650余部。他坚谢作官，决心献身于译经事业。20年间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75部，计1335卷。“据说他还曾将我国的《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47]可以说，玄奘“出国留学”——到西天取经，历经了16年回到中国后，在大小雁塔开了译经场翻译佛经，这种对(印度)文化输出的精神尤为可嘉。这里不同的是，我们是翻译书并加以输出出去，使中国优秀的文化对世界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内容选择上，向世界整体性推出中国古代和现代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的现当代学者和当代文化。在实践操作上，文化输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资金问题，现在大抵只能通过民间方式积累和吸收国内和海外资金，民间资源也不可小估，这一工作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也许只能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文化输出肯定会像玄奘西天取经一样遇到很多麻烦，但玄奘不是无怨无悔地践行了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做呢?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必然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需要我们的才智和勇气，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只有“发现东方”成为整个东亚的问题，人们才能真正感到发现和输出的重量。

　　第一个层次是思想型输出。从先秦到19世纪的100部经典翻译成英文。这方面湖南人民出版社已经做了一部分，虽然使用的主要是一些传教士的版本，但已经翻出了几十本。[48]从《左传》、《论语》、《老子》，一直到《红楼梦》、《西游记》，都翻译出来了。但是没有写导言，所以西方人可能不会很关注。可以重新翻译并加上长篇序言。从先秦古籍一直到清代的重要作品中挑出优秀的有魅力的著作译成英文，集中力量加以翻译。

　　第二个层次是对话型输出，主要收入经过欧风美雨现代性冲击以后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一直到今天的张岱年、季羡林的100本。这项工作我从1994年就开始做了。1994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了60卷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49]。这些学者在西方留过学，接受过西方文化，通过这些书籍的结集和翻译，向世界展示东西方思想火花的碰撞。他们的著作是现代学者经历了欧风美雨之后的中西思想火花碰撞的结果。这套书已经发行了数万册。计划再扩充至100卷，全面反映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

　　第三个100本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100本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的专著，主要反映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态，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先锋艺术生态、后殖民文化心态等，分析考辨各种文化形态在20世纪的痛苦发展和未来处境，力图以民间的立场，学者的眼光，客观的视角、天下的胸怀来做这件事情。这样才有可能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

　　西方关于中国概况、民居、经济、医学的翻译很多，但读者很难记住，记住的只是人——希腊：人们就想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记不住城邦怎么样，庙宇怎么样;文艺复兴，人们想起达·芬奇、莎士比亚等;启蒙运动，我们就想起伏尔泰、歌德等。我们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曹雪芹等等，人们有印象，但对诸如公安派等可能就没多少印象了，所以人格魅力很重要。中国自古是最强调仁者爱人的，但今天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却避免说人，中国的孔子也被打倒了，[50]老子成了神秘主义、小国寡民、不思进取甚至阴谋家的代表，这是彻底的误解。我坚持认为，灿若群星的必须是人。西方人记住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今天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事家、文化学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魅力人格。中国人有一种死后盖棺定论的习惯，只是在患了绝症后才敢宣传劳模等英雄人物，相反西方则在努力塑造当代英雄形象，将其视为他们的民族形象。今天，我们应该推出中国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思想家和卓然成家的思想学说。如果当代中国不以一个整体的“中国形象”出现，我敢说，我们今天的失语就会导致我们明天的失语。

　　这300本著作需要集天下双语精英、研究者从事翻译和导读、专著的撰写，并由此建立研究-翻译-出版-发行的一整套出版研究机制，其费用将是天文数字。但有很多热心的人在支持。我想有这么好的支持和关心，如果这个国家有更多的“有识之人”、“聪慧之人”、“为天地立命之人”，那这套数百部的翻译丛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送到世界各地大学的图书馆。300本书放在西方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之时，相信他们会对所谓“远东”的中国有新的解释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