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的翻译性与文化性

　　我清醒地体认到，思想文化的翻译对输出的重要性。发现”和“输出”互相依存，发现要靠我们，至于“输出”首当其冲的是输出方式和途径问题。汉语言全球化在目前不具有可能性，因此，文化输出只有运用汉语-英语交互式方式阐释传播中国经典和当代文本，即用第一世界的形式(语言传播)传送第三世界的内容(思想文化)。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输出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而只能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当这种欣赏进入深层次时，进入文化的神经中枢时，西方就会打破语言的障碍，一窥东方文化的堂奥。

　　翻译书籍在中国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新时期80、90年代的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使得中国学术有了新的知识谱系和学术增长点。“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0]这种“中译外”的气魄应该说与国运紧密相关。从时间上看，20世纪初期和末期是翻译的最为辉煌的时期，中国翻译西学达到了高峰。但是，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翻译成西文的情况不可乐观。因为条件所限，若干统计调查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西翻译著作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一百倍。[41]从中不难看到西方对现代中国思想关注的程度。

　　应该说，现代性以来，中国翻译界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视，因为学者们意识到，翻译问题的背后是文化精神和国力问题，这一问题在“五四”前后就有各种针锋相对的理解：

　　梁启超认为：近世学术史，总体上留学东洋的学者的贡献大于留学西洋的学者。“通语言文字而不读其书，则不过一鹦鹉耳。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此非特有其中学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学亦犹未足者耶?”[42]在梁启超看来，19世纪后半叶以降，数千人学英文，却很少有人能推介西方能够学术思想，反而要依靠学日语的人通过翻译日文书来介绍西学，原因在于那些学英文的人缺乏对中国学术的体认，又对西学为下苦功研习。加上，学西学很早出国，对中国学术一无所知，而学东学的则大多在成年后具有学术判断力。这也许是当时的实情。

　　王国维认为：“中国语之不能译为外国语者，何可胜道。如《中庸》之第一句，无论使人不能精密译之。外国语中之无我国“天”字之相当字，与我国语中之无“God”之相当字，无以异吾国之所谓“天”非苍苍之物质具“天帝”之谓，实介二者之间，而以苍苍之物质具“天帝”之精神者也。……要之，皆过于求古人之说之统一之病也。至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其病反是前病，失之于灭古书之意义，而后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吾人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灭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矣。”[43]尽管王国维所谈论的主要是翻译中的“不可对译”问题，然而其对中国文化在翻译中精神流失的忧伤，至今犹在目前。

　　鲁迅认为：翻译是“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这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44]因而，鲁迅对翻译抱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为中国文学和思想界“从别国窃得火”，今天看来“身躯”倒也尚未枉费。

　　郭沫若则认为：“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鹦鹉名士出来罢了……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制”[45]看来，郭沫若尽管翻译了不少作品，但是对翻译还是有相当的保留意见。

　　只要有需要有欲望有市场，翻译西书就会日益兴隆。然而，当代世界学术翻译中仍然出现了新的动向：“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使译论家们认识到，当代译论不可能局限于单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必须有一个多学科综合、跨学科相互渗透、不同思潮互补的基础。翻译已从单一的翻译科学论走向了翻译文化论。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甚至认为翻译单位也已开始‘从词到文本，从文本到文化迁移’。二十一世纪的议论必然会如斯内尔霍恩比所说‘向文化回归’(cultural return)”。[46]这种看法，已经不再停留在是否应该翻译和文词的翻译细节问题上，而是进入了文化翻译底蕴的问题层面，甚至在跨学科中强调翻译文化回归意义，这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复兴要素，不可不察。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文，仅仅依靠马悦然等汉学家的译笔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新一代中国人的文学问题、中国哲学宗教思想翻译和史学考古思想翻译问题。只有整个民族都重视对等的“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生态重建才能够提到议事日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