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的创生性与自觉意识

　　就当代中国而言，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输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我们如何输出?我们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我提出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走向输出主义，中国有这个本钱吗?好像中国是一无所有，落后西方很多，天天说落后就要挨打，居然还要说输出，认为是异想天开。其实，中国自先秦以来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而在当代西方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人，同时还有二十年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中国当代文化不能总是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文化创生性。

　　有人说，文化输出太急了，再等100年后中国成为后现代国家再说，换言之，需等落后的“前现代”的中国追上先进的“后现代”的西方才行。事实上，仅仅用时间的线性发展方式将社会形态以分成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价值理性，而对工具理性加以警惕。重要的是要有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的态度，要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和的精神。事实上，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来划分社会形态存在很多误区。这种分法遭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的批评，可惜国内还有不少人抱着这种错误的社会形态划分法不放。我坚持到有两种价值形成的“十字轴”判断，一是横轴所包含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称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时间之轴”。在这一轴的矢量上，传统比不上现代，现代比不上后现代，后现代当然比不上后后什么现代。但人类精神的超迈性还使其有另一纵轴——精神文化之轴。人类在时间之轴上(工具理性)耽误太久，而在空间之轴上(价值理性)又遗忘太久。文化的境界不以是否先进是否时髦而做出评价的，所以，“文化输出”需要理性地估定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线性进步主义的支配。[31]

　　有人说，等经济强盛了以后再谈文化输出。文化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前奏。如果中国的经济衰微，什么样的文化输出都只会是纸上谈兵，仅仅变成知识份子曾经精神挣扎过的记录而已。如果经济发达了，而人们又成为仅仅看到眼前利益而追逐西方流行文化的群体，那么这事实上是人在无穷欲望扩张中，使“自我”虚无化和生存意义虚无化。自我的虚无使得人成为“非我”，对个体而言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而走向自杀，对民族而言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休克，这在本质上的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但如果中国经济全面崛起，而我们的文化却还没有丝毫准备，那是我们的另一种悲哀。我认为任何对于前途的展望都是一次搏击，都具有一种新的“可能性”。[32]

　　有人说，中国文化输出是官方的事情，个体作用微乎其微。中国文化输出确乎有一个瓶颈，即“官方和民间”的问题——文化输出究竟是官方的做法，还是民间的做法?应该说，文化输出与国力增强紧密相关，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民间的做法。作为个体，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做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工作，意义重大。只有个体觉醒了，群体的觉醒才有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既然有了国际汉学，就不需要中国学者的文化输出了。我强调当代中国学者面临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新书写的工作，以及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任务，其目的是让世界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33]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有能力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直在“输出”，现在应该不断“拿来”。历史表明，文化隔膜必然导致文化冲突，消除文化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文化输出。有必要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毕竟只是在近二百年才落后的，“学西”是应该的，彻底“西化”是不可能的，“化西”更是天方夜谭。应该回到问题的地基上来——学西或西化之后还怎么做?我认为应该是平等对话，既不应是现代化初期的“东化”，也不应是现代化后期的“西化”，而应该是东化西化并行，我称之为多元互动。

　　有人说，文化输出，西方人不感兴趣怎么办?景教的先例表明，接受对象的兴趣虽是重要的指数，但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前提。[34]中国文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既不能说又不能听的中国，一个只是发展技术和经济的中国不是真正的大国形象。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流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35]这依赖于中国经济起飞、科技崛起和国人自信心的增长。文化输出意味着中国文化应该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源源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文化吐纳”。不管他者接受心态怎样，我们都要放弃对立心态，说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对西方文化拿来中，开始对其质疑、提问、反省、对话，使西方意识到当代中国开始耳聪目明，并且对中国文化不再是俯视而只能是平视。达到这种文化状态才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成功平台和全球文化正态分布，发现东方的立场才是文化生态的和世界主义的。

　　有人说，文化输出容易被西方看成与“自我扩张”的意识相关联。正如我屡次表明的，文化输出不是要制造出一个抵抗性的内在中心以抚平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自豪感所遭受的创伤，从而间接地助长自我优先性和对“他者”的歧视;也不是要在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中确立内部—外部视点，在“普遍性—特殊性”的共谋怪圈中强调以特殊性为认识论基础，从而兜售一种控制他者的权力意志。文化输出是思考自己真正的“中国形象”和对世界和人类的意义。

　　有人说，文化输出会不会被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在我看来，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具有世界主义的文化互动立场，民族主义具有的是偏激的排外主义立场，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主义立场使我更为尊重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每当我在国外看到母语汉字或书法艺术，都会产生一种深沉而持久的激动，难以平抑。这是古老华夏文明给我的精神空气和知识水源，丧失了这一切作为个体就是无根之人，作为民族就只短暂的呼吸而走向精神枯萎。说到底，我坚持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平等对话，任何中国威胁论或者东方威胁论，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和文化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世界各国的本国文化输出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西方国家自不待言，就连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也在积极争夺对于东亚文化圈的领先权，日本文化的大力输出已经使得日本挡在了中国前面，成为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的代表。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36]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创造新世纪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