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文化互通中减少误读与增进交流

　　文化输出对于中国当代的底线意义，那就是减少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误读。在历史上这样的有意误读太多了，例如用Jéhovah(耶和华)解释《老子》第14章中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用中国汉字“十”来论证中国古代信仰耶稣，把“船”解释为诺亚方舟内的八口人进而得出中国人是诺亚后人，这样的文化误读比比皆是。面对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盘西化中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一个世纪的欧风美雨，使得中国人在“西学东来”中失去了自我的信心，虚无主义成为一些全盘西化者的思维和价值底线。“发现”或“探索”，不是中国要去拯救西方文明，“发现”只是为了减少误读，纠正我们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妖魔化形象”。或许，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遗忘，尤其是当灿烂的阳光令所有人欢欣鼓舞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最后的守夜人，是否会意识到文化窒息的危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文化输出”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文化是一种对等交流的东西，近代中国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学术一无是处。中国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中最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

　　文化输出也绝对不是为了对抗，而恰恰是为了交流。文化输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向国外传送中国文化，而是一个重要的新世纪文化战略问题，包括有四个层面：其一，选取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和价值层面的文化，共同创建全球精神生态文明;其二，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不是“单面”的，中国文化在其中有重要的意义;其三，寻求差异性对话的契机和话语层面;其四，最低限度地减少误读以获得善意的理解。这需要我们做诸多知识考古学和现象学还原工作——清理中国文化历史断层，促进中国文化身份自我认同，减少激进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弊端，学会平等对话的方式，并不再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等。

　　文化输出首先是对强势的西方表明东方不可遗忘，所以我们应该给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而不仅仅向西方霸权主义提出可怜的请求。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所谓边缘、弱势群体缺乏清晰的了解。中国学者都会说英语，但少有人会说柬埔寨语或越南语，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在我们眼中同样是边缘的。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不知不觉间中国也在模式化越南、柬埔寨，忽视了他们的差异性。文化输出同样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反思。

　　提倡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今天的美国当然不会采用东方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有过中国文化的热潮，明天也许会再次出现，但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将占整个人类的一半，加上腾飞的经济，很多专家语言未来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去思考如何让西方来尊重东方民族的文化。文化输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文化不会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依靠背后强大无比的帝国向西方输出，而只是要将差异性显示给西方。后殖民批评家萨义德生前最喜爱的一句诗，其实也暗含了这层含义：“在胜利的聚会中/每个种族都有一席之地。”(塞萨尔)[26]

　　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但我从来不主张在抵制了“东方主义”之后，又滋生出一种“西方主义”，在我看来“拿来和赶超模式”的求大求洋无疑是一大误区，“后殖民仰视模式”的以迎合西方为能事，为了西方人的喝彩而丧失中国立场也是一种隐蔽的民族自卑主义，西方人为什么爱看《红高粱》却不爱看《英雄》，因为男性化的、强大的中国是很难被这些习惯了摄影机俯拍下的紫禁城的西方人接受的。然而，我同时也反对过分的民族主义，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审视西方，这是另一种极端，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十年来中西体用之间的争议很多，我则认为不妨采取“中西互体互用”，不必过分拘泥于谁是体、谁是用，倡导一种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追求平和、生态、多元。

　　文化输出三个目的：一，价值与生态重建，就西方的单维时间观而强调我们的价值论和境界观;二，减少文化误读，寻求东西方文化对话中的差异性;三，人类的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仅仅按照西方的现代性的恶性发展下去，而无视东方文化的精神生态魅力;三，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人类之体，世界之用”，不管是“发现东方”也好，“文化输出”也好，不是冷战模式的，也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矫情，而是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一切美好的东西皆为人类所共享。我不希望中国古代曾经美好的东西消失掉，也不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肢体国家”，而是希望我们能重新创造，获得新世纪的文化思想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