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的历史路标

　　有人认为，西方没有文化输出而风行天下。这种说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我认为，在福柯和德里达之后，任何所谓的历史必然性都应该接受我们的质疑，西方真的没有进行特意的文化输出么?他们的文化是自然而然的被全球认同的么?我认为不是这样，任何既定的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的文化输出达到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的文化输出，这其实涉及到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可以说，在现代以前，文化输出早已经存在。

　　“文化输出”观点不是我的原创。早在1921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文明输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13]当然，此时的语境是整理国学、国故，而新的文明输出还要强调新国学——20世纪中国的新文明文明。[14]我提出“文化输出”思想还受到了宗白华先生“开窗拿来和开门走去”的思想和季羡林先生文化“送出主义”思想的启发。宗白华先生在上个世纪已经提出：五四时期应该是“开窗”将西方思想拿过来，到了世纪末他说我们应该“开门”把中国思想送出去。季羡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要“送出去”，我问他为什么要用“送”字呢?他说送人的东西是不讲代价的，不需要付款的。我说如果人家不喜欢呢?他说不喜欢我也送，我就硬送。那么，我提出了“输出主义”的“输”是源源不断的意思，是可持续发展的意思。季羡林先生的“送出主义”更侧重于“他者不来拿而我主动送出”的意思，“文化输出”则侧重于“全球化中文化可持续的发展”意义——源源不断地“输出东方文化”的层面。在我看来，每一次思想的递进都是很小的、些微的;这个“输”还有一个整体输出的意思。我想做一个在别人看来渺小的，但在我自己看来却是庞大的、终生完不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基于我对两个事实的厘定。

　　提到文化输出的经验，我反而想到：其实文化输出的精神在古代自古就有。在文化输出上，中西历史上代不乏人。

　　鉴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杰出代表。为了传播文化，鉴真和尚从743年起到754年止，历经11年，前后六次东渡日本，前五次均告失败。年届66岁高龄且又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仍然坚持东渡日本。可谓备受艰辛，屡遭磨难，终于达到东渡日本、输出文化、弘扬佛法的目的，成为向日本文化输出并影响了日本文化诸多方面的重要人物。

　　唐代景教的事例也是“文化输出”。景教也称聂斯脱里教，产生于公元五世纪，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该派传教士终于到达唐朝京城长安。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景教有什么文化资本可以向大唐输出呢?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输出了。事实证明，尽管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遭遇了强大的抵抗，但他们并不气馁。公元845年(会昌五年八月)，景教遭到灭顶之灾。[15]景教输出和传播遭到禁绝，在中原绝迹两百余年，但是仍然没有灭绝，而是退回到中国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继续影响传播。[16]此后很多教派前仆后继来到中国，执着的宗教精神使他们不怕旅途的艰险，也没有考虑中国是否能够迅速理解和认同他们的信仰。但他们没有气馁，前仆后继来到中国进行着艰难的文化输出。

　　还有一个是西方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mcos Savier)，在中国传教的艰难历程。从1542年到1552年，沙勿略步行在十万公里以上，足迹遍及印度、锡兰、满剌加、新加坡、摩鹿加群岛中的干那底和安波那等地。在日本一年多，发现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他决心来中国。由于中国禁海他难以进入中国，在澳门外徘徊而不得进，最后在1552年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上。[17]后来，利玛窦等更多的传教士进入澳门，继承并发展了沙勿略的宗教输出和文化交流思想的策略，[18]通过不断完善传教方式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同情与理解,[19]并且逐步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触。[20]

　　沙勿略历尽艰难来到澳门外，想进却未能如愿。是什么支撑他?他为什么要如此遭受磨难?他是在做文化宗教输出大业!他的逻辑是，如果让中国皇帝以及全体中国国民接受了西方宗教，那么整个汉字文化圈不就全接受了吗?其后的很多传教士学中文，着中国服饰，学中国礼仪，甚至将《圣经》按儒家的词汇进行翻译，目的就是让中国接受他们的思想。不妨问一下，当代中国还有哪个知识分子、哪个博士硕士有这种站在一个国家国门之外想要把中国文化传播输出的愿望和百折不悔的意志?我每次读到那些传教士前赴后继地到中国，为了传教甚至不耽到最穷困危险的地方去，不禁掩卷长叹!也许，今天中国文化人大抵已少有这种自信自强和文化宗教传输的世界性眼光了。

　　我常常想，明朝虽然比不上汉唐的辉煌气象，但仍是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但是执着的宗教精神使传教士们不怕旅途的艰险，并未考虑中国是否能够迅速理解和认同他们的信仰。[21]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播出去?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因为日本人发现西方人将自己看成是“经济动物”，加之日本本身的国际形象欠佳，因而开始有目的地全面输出日本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以求获得他国的文化认同。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使日本进一步变成了东方文化的正宗代表。[22]而今天中国是否还有知识分子意识到在经济强国中输出文化的重要性呢?无疑这是需要前瞻性意识和精神历险性的!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文化输出的先驱，让我倍感文化输出的责任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