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催生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复兴”，“送出主义”等思想。[3]但是，近年来报刊上有一些文章，对这些说法提出了批评，显示了其坚持全盘西化的立场。客观而言，季先生的看法体现出一种本土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因为我们不能总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

　　中国文化复兴提出的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新世纪创造性问题。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个多世纪，我们的文化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对话，化挪用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为文化互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学会了“拿来主义”或“抄袭主义”，而似乎没有胆量提出原创性思想。所以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观点，必然有其思想风险。我认为，“拿来”没有错，但是“拿来主义”在最浅层次上的是抄袭他人。我们把政治、科技、体制、制度全盘抄袭过来了，但是文化能抄袭吗?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能抄袭吗?我们的骨髓般的指纹和血脉能抄袭吗?抄袭不了!

　　全盘西化或只想脱亚入欧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不赞成全盘西化——在全球化同质化中还有一颗中国心。正如李慎之先生说：“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哲学会在下21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一直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4]

　　于是，我提出不同于全盘西化的文化立场。中国在西方这面镜子当中照了自己一、二百年很长时间，那么，今天中国能不能自己发现自己一次呢?答案是：当然能!因此，我倡导“发现东方”的思想，我提出的“发现东方”的思想，是在与赛义德“东方学”思想的对话中产生的。我并不完全同意赛义德的观点，因此我将“发现东方”在学理上看作是对“东方主义”加以清理的“后东方主义话语”，强调“发现东方”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因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5]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的新问题。

　　第二是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东方不是在那儿吗?谁去发现?怎样发现?发现什么?发现它干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有悖常识，似乎“发现”(discovery)是说不通的。但是，中国在地球上存在不等于她的存在历史和新历史中的意义得到了恰切的理解，也不等于说对她一个多世纪的形象误读和价值抹杀可以成为不再追问的事实，更不等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就可以成为永恒不变的定论。“发现”是探索和重新解释，是对历史尘埃的拂去，是对被遮蔽的形象的重新清理，是对歪曲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恢复。

　　第三是如何在坚持“文化拿来”中，走向“文化互动”。文化输出不是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有人会认为“输出”中国文化，岂不是西方太岁头上动土么?我想说，“输出”不是“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再差的文明再低的文化地位也需要通过对话而有自知之明。“输出”是一种不再满足于西方文化单边主义规训的态度而寻求文化双边主义对话主义的善良愿望，如果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太贫弱，没有这个资格，那么文化多边主义多元主义总可以吧!起码得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在强劲的一元声音中她的微弱声音被淹没了，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