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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在日本(上)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日〕中田勇次郎

  书法,是东方艺术最美丽的瑰宝之一。它源于中国,又逐渐流传到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回顾日本的书法史可以看到,中国各个朝代书法的变革,不断给日本书法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只是在平安时代后期,日本特有的假名书法兴起,形成了与中国书法不同的“和样”系统。因此,要谈日本的书法,可以从“和样”与中国书法、即后来称作“唐样”的两大系统加以考察。

  但是,日本书法从上古直至现代,显然一直是在中国书法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其间虽然也产生了日本独具的书法艺术,但其背景仍然是中国文化。日本书法和中国文化的紧密关系,是不可能切断的。

  下面对日本书法的历史,从其与中国书法的关联着眼,分为各个不同的阶段,来看看日本书法是怎样吸收、消化中国书法,并在这种学习、仿效的过程中,发展、创造出日本独特的书法艺术的。同时通过对两国书法的比较,来认识日本书法的独特风格。

  一、大和时代的百济书法

  中国的书法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而日本的书法大约是从大和时代、即公元5世纪初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来日,传来该国的文物、制度时才开始的。在历史悠久这一点上,和中国没法相比。

  根据中国的历史记录,六朝的东晋、宋、齐、梁时期,即5世纪前半至6世纪初,“倭”(指日本)国多向南朝进贡。所谓“倭之五王”,即5世纪的赞、珍、济、兴、武五王,相继向南朝刘宋进献方物,并获封将军爵位。当时被称作倭夷或倭王。

  百济对中国南朝、北朝两方都进贡,但对南朝的梁尤为亲近,因此文化也多染梁风,而日本主要是通过百济来摄取南朝文化。日本和梁朝的直接交往,则为继体天皇十三年(522)梁人司马达等来日传播佛教。

  大和时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极少,仅有“江田古坟大刀铭”(438前后)、“稻荷山古坟铁剑铭”(471)和“隅田八幡镜铭”(443或503)等数种。其中近年出土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铁剑,作于471年辛亥7月,是为雄略天皇时代,字画用金镶嵌,相当精巧。这些日本初期的金石书法,都是很稚拙的楷书。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几乎没有留存,当时的实际情况也就无从得知。我想,书法从中国传来日本,到广泛流播、熟练使用,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这一时代的日本书法,或以百济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孙为主导,或是中国书法原物的流传,一般还未能充分消化。

  二、飞鸟时代的隋唐书法

  到了飞鸟时代(593—710),日本和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推古天皇十五、十六年(607、608),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留学生和学问僧也相继入隋,回国时带来了大量中国文化。618年隋朝覆灭,唐朝建立后,又继续派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更加活跃、全面。大化二年(646)中大兄皇子、藤原镰足等规仿唐制,进行了重大的政治改革,即所谓“大化改新”。这一时代的书法,也广被隋唐之风。

  现存飞鸟时代的书法作品,有碑铭、墓志、造像铭等金石之作,也有写经、诗集等真迹,数量很多。其中以法隆寺的“药师造像铭”(推古十五年,607前后)、“金堂释迦造像铭”(推古三十一年,623)、“小释迦造像铭”(推古三十六年,628)最具代表性。这三个造像铭都是錾刻在金铜像的光背上,可以清楚看出原作的书风。其中尤以释迦如来造像铭的字为佳,楷法秀美端正,与奈良正仓院所藏隋大业六年(610)书写的“圣劫经”极为相似,可见其法自隋经。此外“宇治桥断碑”(大化二年,646)虽然是只有二十几字的断石,但碑志书法属北魏系统,风格遒劲。“金刚场陀罗尼经”(天武十四年,685)和“长谷寺铜版铭”(朱鸟元年,686),则酷似初唐楷书名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的字,无疑受到唐楷的影响。由此可见,初唐流行的欧书,已经传到了日本。金石类的还有“船主后墓志”(天智七年,668)、“那须国造碑”(文武四年,700)、“威奈大村墓志”(庆云四年,707)等,也均得隋唐书法之妙。现存真迹本有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推古二十三年,615)、“净名玄论”(庆云三年,706)、“王勃诗序”(庆云四年,707)等,其中“王勃诗序”属严守东晋王羲之典范的传统派书法,格调最高,堪称这一时代的第一名作。和当时佛教的兴隆一样,熟练掌握隋唐书风的书法作品,也在日本大量涌现。但日本独创的书法尚未问世,所以这一时代应该说还处于模仿阶段。

  三、奈良时代的晋唐书法

  到了奈良时代(710—794),遣唐使的派遣更加频繁,唐朝的文化也更加广泛地被移植到日本的政治、社会、文艺等各个方面。作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5)所谓“盛唐”文化的反响,日本圣武天皇时期兴盛的天平文化,适与其桴鼓相应。这一时代的书法遗存首先必须举出的,是“正仓院宝物”中的许多珍贵真迹。前面提到的“王勃诗序”,是其中年代最早的,随后有圣武天皇手写隋唐诗文140余篇的“宸翰杂集”(天平三年,731),光明皇后临写的晋代王羲之“乐毅论”(天平十六年,744),以及该皇后书写的隋杜正藏书简范文“杜家立成杂书要略”,都是得晋唐书法神髓的名作,蔚为大观。而“东大寺献物帐五种”(天平胜宝八年至天平宝字二年,756—758)虽然只是圣武天皇的遗物施入东大寺时的目录,但似均出自当时书法名家手笔,楷法至为精妙。特别是其中的“大小王真迹帐”,系献纳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迹时的目录,其书法也悉依二王典型,洵为拔群之作。

  从“东大寺献物帐”可知,当时还曾入藏其他多种名作。如“拓王羲之书法”20卷、“临王羲之诸张书屏风”等今已不传,但可以想见其当日风采。著名的御藏王羲之“丧乱帖”,以及前田育德会所藏“九月十七日帖”,也都可以推定为正仓院原藏,拿中国现存所有王书与二帖比较,可谓无有过之者。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正仓院的书迹是何等贵重。此外唐代欧阳询的真迹屏风在帐上也有记载,正仓院的文书还说明,当时学王书以及学欧阳询、褚遂良等初唐书风的人很多。

  这一时代的真迹中还有写经。和铜元年(712)以及神龟五年(728)的“长屋王愿经”、天平年间的“圣武天皇愿经”(天平六年,734)、“光明皇后五月一日愿经”(天平十二年,740)、“玄昉愿经”(天平十三年,741)、“传圣武天皇笔贤愚经”(大圣武)等,多为秀逸之作,使人觉得仿佛隋唐写经的精品原样传来了日本。金石作品的碑、墓志中也不乏其例。其中“兴福寺观禅院钟铭”(神龟四年,727)、“小治田安万侣墓志”(神龟六年,729)等,尤得唐人楷法之风神。然而不管怎样,要说这一时期的书法,还是必须以正仓院的名作为中心。反观中国本土,唐或唐以前的真迹,在敦煌出土文物里确实很多,但大多为资料,书法上的价值不高。而像这样具有书法价值、装裱和纸张也十分精良的一流名品,恐怕除正仓院之外无处可求。也正在这时,唐朝盛行对二王书迹的收集和鉴赏,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玄宗开元年间,宫中秘阁就曾制作二王及其他书家名作的拓摹本。这股风潮的余波也渐及日本。或许是唐人为了弘扬本国最优秀的书法艺术,特意选取杰作赠予来使,又或许是遣唐使们眼光卓绝,尽力采择佳构携回故国,总之承当时种种有利条件之惠,奈良时代以最高的识见和最大的努力,使晋唐书法的传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这一时代的书法又始终未能跳出晋唐的窠臼,日本独自的创造仍难寻觅。唯一可以举出的,是正仓院的“万叶假名文书”以及“韩蓝歌”一首等用万叶假名写的草书体。这种草书体大约出自王书的“独草”(字间分离、不作连笔的草书),但毕竟透出别样的风调,可视为日本独有的书法的滥觞。

  四、平安前期的唐代书法

  平安朝前期(794—897)与唐朝继续交往,遣唐使的派遣一直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才告结束。这一时期渡唐人数甚众,其中以宗教人士最为活跃。延喜二十三年(804),空海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船入唐。空海年轻时就酷爱书法,入唐后又亲炙名家,广求名作,并呼吸到当时中国书界的新鲜空气。空海成长于奈良时代,熟稔当时已传到日本的晋唐书法。入唐后仍注重当地祖祧二王的传统派书风,得到不少名作,“大王诸舍帖”即为其一。这是王羲之的尺牍法帖,大概以开头“诸舍”二字而得名。此外还有王的“兰亭序碑”,唐代名家欧阳询、李邕等在空海的《性灵集》中也可寓目。他归国后写给最澄的著名的“风信帖”,书体与王羲之的行书、特别是“集字圣教序”颇有相通之处。

  空海在唐还学习了一种新体草书。其《性灵集》序文说自己好作草书,书风狂逸。现在传为空海的作品中,当以所书崔子玉“座右铭”最得草书笔势之妙。另外还有他用草书写的唐代孙过庭的《书谱》,现有御藏本和阳明文库本。后者是孙氏《书谱》的临本,而前者似乎是他入唐学到的新体草书,其结体之奔逸,运笔之驰骤,尤具特色。传为空海之作的真言七祖像之“行状文”,也具有同样风格。而唐代则天武后“升仙太子碑”(699)的草书与之颇为相类,或许这正是空海书风之所由来。

  与此相关,空海还学习了“杂体书”。所谓“杂体书”,是指六朝齐梁以来的一种装饰文字,把日月星辰云露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形象融入字体,有时还敷彩着色,用来书写屏风等物,极尽华美之能事。空海七祖像赞的“飞白”,即杂体书之一,“行状文”的草书中也杂有这种书体。今传空海“益田池碑铭”(天长二年,825)当为后人临摹,其中也多有杂体书。这种装饰性的书体和笔法,后来经历代书法大师们继承发展,在题写匾额时尤能呈奇斗异,开辟了书体的独特境界。杂体书本来是空海从中国学来的,但后来因写入日本传统书法入木道的传授书,用以书写带有宗教色彩的匾额,终于成为日本特有的书法艺术。

  比空海稍迟,承和五年(838)圆仁入唐,随后是仁寿三年(853)圆珍入唐。围绕这些高僧的行动,很多书法作品得以流传。“圆珍传灯大法师位位记”(仁寿元年,851)和“充内供奉治部省牒”(嘉祥三年,850),都不过是圆珍入唐时携带的一种身分证明书,但其书法之高雅精妙,据说唐朝官员见后也惊叹不已,要他抄录下来,以留存观赏。从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当时日本的书法水平已达到怎样的高度。在这之外,如藤原敏行的“神护寺钟铭”(贞观十七年,875)等佳作,也都历历可数。由此可知,这一时代对唐代书法的吸收、消化,已相当充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日本现在仍珍藏着许多唐代的书法真迹,学习唐代书风的遗迹也随处可见。

  相传为醍醐天皇御笔的“白乐天诗句”,也是一件稀世珍品。其书法特异,狂草有如醉书,显然是沾溉了唐代狂草名手张旭的余泽。由空海肇其端,唐代革新派的狂逸草书传来日本,这在书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应该注意。

  醍醐天皇延喜年间(901—922),假名书法终于在日本展开。现在被叫做“绫地切”、“绢地切”的,据说是小野道风、藤原佐理的笔迹,其产生背景仍是唐代的草书。这些都是用流丽自由的草体书写的白居易的诗以及《新乐府》,与唐代中期以后流行的怀素草书似乎声息相通,尤得怀素“食鱼帖”风韵。虽然现在还不能断言他们就是学的怀素,但传自空海的这种唐人草书的原动力,催生了日本的草书以及草体假名,应该也是不争的事实。

  五、平安后期“和样”的兴盛

  平安后期(897—1185)由于唐王朝的衰微和日唐交通的中断,唐代书法逐渐如隔云天。其间中国历经唐朝覆亡(907)、五代乱离、宋朝建立(960),在日本则为“和样”、即日本独创的书法得以形成,平安前期盛行的唐代书法的影响力日见衰减。这样直至平安末期,日本迎来了和样书法的全盛时代。

  和样包括汉字和假名。汉字除了少数日本自造的“国字”以外,都来自中国。假名则有“草”、“平假名”和“片假名”之别。草借用了汉字的草书体,平假名是把汉字草体再加以简化、美化的产物,片假名则主要用于汉文训点,一般不做书法的对象。平安贵族女性在宫廷生活中,为了表现优雅的心情,创造了柔婉袅娜、清和洗练的平假名。这种字体技法极其巧妙,连绵的细线,构成疏朗自由的字形,余白部分也饶有意趣,加上施墨浓淡的微妙变化,使用纸笺的华贵高雅,使假名书法个性独具,形成中国未见、日本特有的无可比类的书法艺术。如果将中国书法和日本书法做比较,最具日本特色的无疑应该是这一时代的假名。假名切合日本的风土和国民性,与中国的汉字形成鲜明的对照。就是和样的汉字,也不是中国书法的原样照搬,用笔和婉圆润,字体丰满安稳,其笔法当出自王书的藏锋(笔锋控制于笔画的中心部位),但已完全日本化了,小野道风的“屏风土代”和“智证大师谥号敕 书”(延长五年,927)等均为好例。日本书法艺术的特色,我想从汉字的行书、假名的“草”和“平假名”可以看出,那就是柔和、优美。

  六、镰仓前期的宋代书法

  镰仓时代可以中国宋王朝的灭亡(1279)为界,分为前期(1185—1279)和后期(1279—1392)。这一时代文化的总体特点,是从所谓公家文化向武家文化的转换,即由公家文化的优雅文弱,变为武家文化的刚健有力。从平安末期开始,积久不振的日中交流再度恢复,与宋朝的往来日趋活跃,渡宋人士络绎不绝。京都建仁寺的开山明庵荣西,于平安末期仁安三年(1168)和镰仓初期文治三年(1187)两度入宋。泉涌寺的开山、名僧俊芿于正治元年(1199)入宋,归国时带回“法帖碑文”七十六卷。永平寺的开山、曹洞禅始祖希元道元,也于贞应二年(1223)入宋。这三位高僧都留有珍贵的遗墨,所承均为宋代黄山谷书风。镰仓前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宋,其时其地流行的山谷书风,大都是通过缁流人士传来日本的。

  嘉祯元年(1235)圆仁辩圆入宋,受径山无准师范印可后归国,移临济禅于日本,成为东福寺开山第一世。据说他曾随宋末好禅的张即之学书,今存其遗墨颇含禅机,大多逸出技法之外。后来又有不少宋朝临济宗高僧,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也相继来日承其衣钵。中国时值宋元易代之际,日中国交孕育着危机,禅僧中虽然也有人负带着政治使命,但目的都是为了禅宗的兴隆。他们也都善书,风被禅林,使日本禅僧书法一变而为中国样式,其中不乏杰出之士。如天龙寺开山梦窗疏石、东福寺学僧虎关师炼、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大灯国师)等,都没有去过中国,但他们的书法完全可与宋代禅僧相媲美。梦窗长于草书,有宁一山之风,虎关效法黄山谷,大灯国师气宇雄壮,均在禅僧中出类拔萃。禅家的宋代书风还上及庙堂,花园天皇、后醒醐天皇在皈依禅宗、学习宋学的同时,书法上也师从宋风,追求劲爽豪快,而原有的承世尊寺流韵的公家和样的优柔书风,则被全部抛弃。

  其实,禅家之书本来大多不讲究师法,即使有所师承,也完全是凭依禅机率意为之,重精神而不重技巧,禅僧书法也因此而达到独特的境地。在日本,这种禅僧的书法被特地专称为“墨迹”,室町时代以后因受到茶道家的欣赏,身价益增。这也是中国书法中看不到的现象。

  七、镰仓后期、南北朝的元代书法

  从镰仓时代后期,到南北朝中叶、即元王朝(1279—1368)灭亡时,入元的禅僧很多,元代流行的赵子昂书风,又成为他们学习的楷模。永源寺开山寂室元光就是其中一员。他元应二年(1320)入元,参谒中峰明本,中峰与赵子昂有深交,因而寂室也可能直接或间接与赵子昂有所来往,现存寂室作品中,赵氏流风隐然可见。雪村友梅滞元前后共22年,曾访赵子昂于翰苑,当场挥毫献艺,有唐代李邕笔势,令赵子昂感叹无已。此外入元禅僧还有月林道皎、石室善玖、中岩圆月、铁舟德济等,均为书道中人。而他们所参谒的当时元朝禅师,如古林清茂、月江正印、了庵清欲、楚石梵琦等,又都是以学赵名家,日本禅僧们被赵氏书风感化,本为当然之事。这样禅家的墨迹在镰仓时代培养的精神贯注、以意为之的风格基础上,又有了技法的提高,终于形成日本禅家墨迹的独特境界,成为日本书法史上继奈良、平安前期晋唐书法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待续)

  作者简介:中田勇次郎先生,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名誉教授、原校长,文部省文化财保护审议会专门委员。(蔡毅 译)

  (《文史知识》1996年第9期)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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