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代著名书法家巡礼

　　浙江书法是一部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至现当代陆维钊、沙孟海诸辈，浙江书家历代辈出。现择其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者作一巡礼。

　　永嘉之乱(304—310)，晋室南渡，中原士人纷纷流亡江左。这对于司马晋室的政权统治者来说是一件十分无奈的事情，但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却自此而划一时代。积淀丰厚的中原文化随着大批士人的流亡和司马政权的南迁，被带到了当时社会秩序相对安稳的江南，开始了“江左风流”的六朝时代。东晋时代，门阀士人皆以醉心翰墨为快事，仅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就出了一大批水平相当高的书法家。据唐代窦《述书赋》记载，当时就有“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之称，王羲之、王献之“二王”父子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随着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富有才情的一大批子弟举家南渡江东，中国书法史也开始了里程碑意义的“渡江”时代。自此，“地灵”的江东迎来了“人杰”，浙江书法和浙江书家便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了极为显赫的地位和历史意义。

　　王羲之(307—365)，字逸少，因其曾官至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他是王氏家族子弟中骨鲠高标的一位才子，但随着门阀相轧，王氏失势，一直得不到重用，最终不得不在会稽内史任上“称病去职”，“誓墓”不仕。从此，他更加倾心于书法艺术，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而创造了“研美流便、风骨俊逸”的新书体，终于成就为一代“书圣”。王羲之自幼即随家族南渡江东，在江南长大，他的书法生涯也在江浙。我们把出生在琅琊(今山东临沂)的王羲之作为浙江书家来论，并非窃其誉，而是因为王羲之正是在浙江的土地上完成了他一代“书圣”的宏业，并以此深刻久远地影响、鼓励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书法家。

　　王羲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是曲水流觞兰亭聚会一事，以及因此而完成的千古名迹《兰亭序》。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等42人宴集于山阴兰亭，曲水流觞。这一次活动的影响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产生了“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而且这一文人雅集活动的形成还对后世的中国书法史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世称“小王”;又因他曾官中书令，又称“王大令”。王献之自幼聪颖过人，四五岁时便住在山阴蕺山脚下，每日在父亲和卫夫人的呵护下学习书法。作为天才型的小王，他形成了与父亲“内擫”流美不同的“外拓”宽博的自家风貌。从王献之传世名迹草书《鸭头丸帖》、《十二月帖》和小楷《洛神赋》等作品来看，王献之比他父亲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风神潇散、俊迈超逸、无拘无束的情怀，很好地体现了“晋人尚韵”、“气韵生动”的时代特点。王献之书法的成功，在于他把时风、传统与发展三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的面貌。

　　由陈入隋，释智永是中国书法史上在这一时期最了不起的一位书家。智永(约510—610)，名法极，是王羲之七世孙(王羲之第五个儿子王徽之之后)，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兴)寺僧人，世称“永禅师”。作为王氏一门书法的嫡系传人，书史上的著名轶事如“铁门限”、“退笔冢”、“砚成臼”等，都是说他勤精书艺、锐意进取的事，尤以他书写《千字文》800余本散布浙江诸寺这一书史上罕有的壮举影响最大。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非凡的努力，王体书法在陈、隋两代得到最好的直传，再经其弟子释智果、释述、释特、释辨才以及虞世南等人的努力，较系统有序地传入唐代。除此之外，智永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还在于他作为千百年来的一位最勤奋精进的书家典范，激励着后世各代书家。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座高峰。有唐一代著名书家，初唐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而其中的虞、褚两位就是浙江人。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出身于南朝梁陈时代的东南名门世家大族，在陈、隋、唐三朝为官。在唐代，虞世南是李世民一派的重要人物，生前博得唐太宗对他“博学、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刘擫《隋唐嘉话》卷中)的高度评价，死后得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

　　虞世南青少年时代是在陈朝的江南度过的，其时主要是向同乡的智永禅师学习书法，故而虞是王羲之书法的嫡传弟子，这就构成了他的书法的基本体势和风范格调。我们从虞世南传世的楷书作品《孔子庙堂碑》和行书墨迹《汝南公主墓志铭文稿》来看，虞世南虽然起始师承智永，但他后来实际上已是直取二王体势和笔法的，尤其受王献之的影响较大。在中国书法史上，虞世南的书法以其用笔沈粹典丽，体段遒媚不凡，风骨俊劲湿润的“虞体”而赢得一代大家的地位。因为虞世南是以一位较为纯粹的“王体”衣钵传人的身分登上书坛的，加上唐太宗本人极爱王羲之书法，故虞世南书法在初唐时期竟一时名在欧阳询之上。他的存在无疑为唐太宗倡导王羲之书风提供了一个极精彩的典范，被视为初唐书法正宗。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正是由于他的崛起，而打破了初唐时代“欧体”、“虞体”笼罩书坛的格局，掀起了初唐后期书风第一次真正的变革。唐初欧、虞两家都是由陈而隋最后入唐的书家，但他们在陈隋之际即得书名，其书风多少有陈隋时代的遗痕。褚遂良时代，随着南北文化重新合流，书法领域中的南帖北碑的交融也得以实现。褚遂良的书法比起欧、虞两家要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平民风格”的心态，在技法上进一步明确，为书法由贵族阶层走向社会平民作了铺垫。因此，在中国书法史上代表唐代书风意义的，当是初唐的褚遂良、盛唐的颜真卿、中唐的柳公权三家楷书和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和抒情方式的“狂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褚遂良是最早的一位地道的唐代书法家。

　　在褚遂良最活跃的贞观时代，由于唐太宗竭力倡导王羲之的书法，褚遂良作为李世民的近臣，他的书体开始透露出强烈的“王体”倾向，为完成李世民推行王羲之书法的任务身体力行地做着准备。他在鉴定内府所藏法书的基础上，编撰了《右军书目》一卷，成为历代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后在公元649年至655年间，写出了《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等，书法艺术达到了相当精熟的程度，“美人婵娟，不胜罗绮”的“褚体”艺术风格终于定型。颜遂良作为初唐时代王羲之书法的最精深研习者和最成功的继承者，一方面以自己富有成果的书艺实践，帮助唐太宗李世民完成了推行“王体”的任务，对于确立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以其艺术个性鲜明的“褚体”书风，对后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认为：“褚河南书为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宋代最著名的三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都对褚书赞叹不已。

　　除以上论及的虞、褚两大家外，唐代浙江籍知名书法家还有孙过庭、贺知章、徐浩等几位，对后代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各自的成就而占有一定的地位。孙过庭(约648—703年以前)，吴郡富春(今富阳)人。存世草书墨迹《书谱》，出自二王而法度自在，天真潇洒，深得王羲之书法精髓，被人称为“有唐第一妙腕”。他是唐代少数几位很好地继承了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书家之一。《书谱》作为书论名篇的意义，是真正确立了中国书法理论宏观批评观、技法观。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他的草书为他在中国书法史上赢得了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尤以大草《孝经》一帖最为精瀚，是中国书法不可多得的草书佳作。徐浩(703一799)，字季海，越州会稽(今浙江萧山)人。与颜真卿并世，时称“颜徐”，其作品代表了盛唐时代楷书的一种审美价值取向。

　　宋代书坛，有影响的浙江书法家首推陆游。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作为南宋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书名为诗名所掩。但陆游在当时即有书名，尤以行草书为妙，深受时人好评：“务观笔札精妙，意致高远。”(朱熹《朱子文集》)他的草书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静式”抒写心态，沿续的是一种苏轼等人创导的以“尚意”为主的文人书法体系。陆游书法的意义或就在于此。

　　除陆游外，有宋一代以下两位浙江人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和影响：薛尚功(生卒年不详，钱塘人)，在绍兴年间编次完成《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对于宋代开始迅速发展的金石学影响至深;陈思(生卒年不详，临安人)，著成《书苑菁华》、《书小史》、《宝刻丛编》等书法史上名著，影响甚大。

　　元、明、清三代，浙江籍书家甚多，首推人物当是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作为书画诗文的全能人物，他在书法上是有元一代盟主，其主要成就和贡献在于：一是在元代重新倡导因宋代“尚意”而一度“没落”的二王书体，使之在元代得到“中兴”，并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元、明、清三代书家;二是经过自己的毕生努力，融合王体用笔和唐代李邕的体势，形成自己“妍俗流美”的“赵体”的卓然风貌，深受士人和百姓的喜爱，被后世公认为与唐代“欧(阳询)体”、“颜(真卿)体”、“柳(公权)体”三家并称的四大楷书体系之一。

　　除赵孟頫之外，元人浙籍书家中在书法史上享有较高地位的还有：陈绎曾(丽水人)、吾丘衍(杭州人)、张雨(杭州人)、吴镇(嘉兴人)、杨维桢(诸暨人)、柯九思(仙居人)等等。

　　明、清两代浙人善书者中，虽没能出现像唐代虞世南、褚遂良，元代赵孟頫这样的超一流高手，但也产生了明人如：陶宗仪(黄岩人)、俞和(杭州人)、徐渭、项元汴(嘉兴人)、丰坊(宁波人)、倪元璐、项穆(嘉兴人)等，清人如：陈洪绶(诸暨人)、姜宸英(慈溪人)、朱彝尊(嘉兴人)、万经(鄞县人)、金农、赵之谦等这样一些足以留名书史的人物。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最重要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之一。他的书法以其气势磅礴、风骨独标的狂草而傲然屹立于明代书坛。“八法散圣”、“字林侠客”的评论，对徐渭的书法来说是最为精辟的了。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一字鸿宝，浙江上虞人。他与明末著名书法家黄道周、王铎两人是同科进士，三人并称为“三珠树”，三家书法各有姿态，均领明末书坛一时之风骚。清人秦祖永《桐阴论画》云：“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亦云：“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司农，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中年后曾客居扬州，为书画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书法擅长碑学，其隶书用笔方扁而有鲜明的个性，号称“漆书”。金农正是以他极富个性的“漆书”，在隶书高手林立的清代书坛脱颖而出，自成一家，为自己在书史上赢得他人无法替代的一席。

　　赵之谦(1829—1884)，字伪叔，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的书法出自篆隶及北魏碑版等刻石，为晚清卓然而有自家风貌的代表家之一，名重一时。赵之谦的成就在于把刚硬的北碑书法写出自己的智巧与优美，而他的批评者却认为他的书法恰恰缺少了北碑的刚健之气。

　　(《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