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美·生活情：方楚雄的艺术世界

     “天地生灵：方楚雄的艺术世界”今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分为“生灵温情”和“天地壮阔”两大专题，将呈现方楚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手稿等120余件。全面而立体的展示方楚雄多年来在花鸟画中的探索与思考，是方楚雄从艺六十余载、从教四十载的艺术历程的阶段性总结。

      方楚雄是当代画坛引人注目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在花鸟画创作及教学领域都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之路得益于现代学院教学与传统师徒相授的兼容并蓄。他吸纳中外艺术资源，在继承宋代工笔花鸟画和明清文人写意画的基础上，同时撷取西画造型与明暗因素，将造化之理、生灵之趣与笔墨色彩之意冶于一炉，将自然美与生活情融为一体，营造出一派郁勃活泼的生命境界，在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巨龙》 纸本设色 223cm×333cm 2009年

      出生于潮汕平原的方楚雄早年得到岭东名家王兰若、刘昌潮的艺术启蒙，步入画学蹊径。七十年代，入广州美术学院学习，受教于黎雄才、杨之光、陈金章等先生，在素描、色彩、人物、写生、创作等方面进行系统训练。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方楚雄留校任教，开始将精力集中在花鸟画创作和教学。他多次深入到山区、林场、森林写生。如，广东的鼎湖山，从化的梅林，海南的霸王岭、五指山，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等地的古树苍藤、老干新芽、寄生野卉、山涧小溪，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方楚雄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他表现的已不是文人士子自我比拟的精神操守，而是以现实主义态度拥抱现实、歌颂生命、守护生态。
 
      他曾自述：“我学画画六十多年，教学四十多年。诚诚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画画。在学习、创作和教学中，我不断地探索、实践和提高。我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传统艺术充满着热爱与自信。”

左：1959年在广东省第一次少先队员代表大会现场作画；右：20世纪60年代在汕头家中作画


2007年，带学生在海南岛兴隆植物园写生

      多年来，方楚雄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根基，又继承了岭南画派重视生活、重视写生、兼容创新的精神，在突围传统笔墨范式、沿古映今而不失时代风神的笔墨新体实践中，礼赞生命精神，讴歌自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方楚雄笔下的花鸟画生活气息浓郁，富有诗情的特质，他调和了海派与岭南派语汇，兼具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底和坚实的造型能力，吸取北派的精雄大气，上追宋元，旁及明清，并在西方形式法则中汲取营养，不断推动观念和技法的创新，形成“兼工带写”的艺术语汇和自身独特的花鸟美学系统。作为岭南绘画的重要艺术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方楚雄就已经屡屡在海外举办画展，进行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树立了广东画坛上稳固的学术地位和市场意义。

《山溪来风》 69x117cm  1996年

      近年来，方楚雄开始偏向于大幅作品的创作，他打破把物象从环境中独立出来的传统图式，而将其置于应有的自然生态中，变小情趣为大场景，给观众以更加强烈的心灵震撼，从中也可更直观地看到自然界生命群体和谐的生存状态，感受到自然生命的坚韧、顽强。

《大地回春》 179x273cm 纸本设色 2010年


《密林戏猿》100x248cm 2013年

生命精神的礼赞——方楚雄先生作品展序
 
文/吴为山

      岭南大地，“红芳绿笋”（唐·戴叔伦），“青山不老”（宋·郑刚中），孕育了品格、精神与价值自成一脉的岭南画派。自20世纪初以来，岭南画派吸收中国各地及外来因素，通过长期融汇创新延绵至今，形成“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和风格面貌，名家辈出，声动宇内，方楚雄正是岭南画派精神的守护者、弘扬者。
 
      方楚雄的艺术很好地继承了传统，他将岭南画派独有的笔墨方式内化为自己的文化基因并投射到作品中，其理念、技法、意境皆体现出源于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已臻妙境的花鸟画，吸纳中外表现技法，熔炼古今审美意蕴，在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我以为，方楚雄艺术的主旋律就是对生命精神的礼赞。众所周知，千年以来中国画家一直以通天尽人的胸襟追求超越形质的深邃意蕴和超越时空的无限境象。如果说山水画彰显的是宇宙境界，人物画高标的是道德境界，那么花鸟画则映现了生命境界。在中国人心中，万物都参与了生命的大化流衍且一体并进，花木翎毛、走兽鱼虫，均昭示着无所不在的生生之德。而方楚雄的花鸟画，便是画家体察天地万物的盎然生机而营造出的一派郁勃活泼的生命境界。

《密林鸣禽》 1981年

      中国人的生命观有形上与形下之分，形下生命为自然生命，形上生命为精神生命。方楚雄笔下的花鸟世界虽然画的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自然生命，但这些自然生命背后却又弥漫着一股昂扬的精神生命，它真实反映了画家欲将现实世界提升到理想的价值世界的意图。最明显的表现是，花鸟画的表现对象在方楚雄这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特别是南国繁茂的热带风物成为他区别于古人与时贤的最具代表性的属己标志。而此标志亦是方楚雄艺术能够在自醒、自悟中逐渐培养起艺术的自觉意识，实现沿古映今并不失时代风神的关键所在—他创造性地变通化用了中国花鸟画的传统写生意识与现代西方传入的写生方法，探索出现代语境下极具个性的创作理路。
 
      北宋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诗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一方面将“写生”概念规定为写出生动之姿、写出生意，同时又与“传神”对仗，暗示写生与传神一样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深化和升华。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中又说：“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对花鸟画意、笔、色各个方面提出了整体性要求。方楚雄从传统花鸟画的写生路径中寻觅到现代转型的创作模式，不仅溯“道”追“理”、求“气”索“韵”，传递宇宙大化的生意；同时也面向自然、面向生活并将之诉诸毫端，紧扣笔墨本质去拓展个性艺术语言。我们看到，他的花鸟画灵秀温润，削弱了理性抽绎的符号化特征而注入更多可感可触的意味，给画面带来了更多的现实感、现场感和现代感，充分张扬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意义和价值。显然，方楚雄的创作理路从未离开中国的文化传统，却能够扬弃文人艺术陈陈相因的概念化和程式化弊端，最大程度地统一了现实生活与生命意识，将深度、广度与温度并于一轨，不断地向精神的制高点迈进。
 
      还值得一提的是，方楚雄突破花鸟画多为卷册小幅置陈布势难现大境的传统，创作了许多巨幅作品，画面中的物象丰富繁杂却安排得当、井井有条，精微中见广大，体现出极强的控制力。在我看来，这也得益于画家不懈追求而迸发出的饮羽之力。
 
      以创进不已的生命精神与自然万物交感相通，是方楚雄艺术的动能源头，也是催生其无穷创造的机缘。正是它，使画家可以表达自己秉持的生命态度，展示自己钟爱的生命礼赞，凸显自己体察的生命境界。那一幅幅由稔熟且生涩之笔墨所描绘的画面，亦因涵映此生命精神的光照而升华为心灵家园，让人们徜徉其间，在艺术的创造中蔓延长存并期待与之共同不朽。

《晨露》138×70cm 2008年

足迹
 
文/方楚雄

      七十年前，我出生在潮汕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画画。开始总是用木炭、粉笔在地上描来画去。家人、亲友和路人的赞扬和鼓励，令我画画的热情与日俱增。后来，亲友给我带来一本名为《齐白石老公公的画》的画册，我如获至宝，如食甘饴，便尝试着改用毛笔在毛边纸上画画。五岁那年，有幸拜在岭东名家王兰若老师门下，从此就走上了一条艺术的正道。兰若老师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无所不精，具有很深的传统功力，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颇深，同时也造就了我画路宽广的特点。
 
      世事多舛，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政治运动，在兰若老师被迫离开汕头那几年，我又有幸得到另外一位岭东名家刘昌潮老师的指导。昌潮老师擅长花卉、山水，尤其兰竹、墨荷最为精妙。他虽言语不多，但他雄劲苍润、挥洒自如的笔墨功夫，使我受益匪浅。两位启蒙老师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既重视系统训练，又重视传统继承，让我从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十世纪70年代，我有幸到广州求学。学院式的系统训练，素描、色彩、人物、写生、创作等弥补了我的弱点。黎雄才、杨之光、陈金章等老师诲人不倦的教导，以及岭南画派重视生活、重视写生、兼容创新的精神，均深深孕育着我的艺术人生。
 
      美院毕业留校任教，学院派我到京、津学习，我先后拜访请教了李可染、李苦禅等许多艺术家前辈。特别是跟天津孙其峰老师学习，更加开拓了我的艺术视野，对我后来的美术教学颇有启迪。

写生手稿

为人民大会堂创作《长青》巨画

      大学毕业后，我把精力集中在花鸟画创作和教学上，多次深入到山区、林场、森林写生。广东的鼎湖山，从化的梅林，海南的霸王岭、五指山，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那古树苍藤、老干新芽、寄生野卉、山涧小溪，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这种席地铺纸对景创作性的写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花鸟画坛还是不多见的新尝试。后来我多次带学生到各地写生。我不单留意山野林木之美，也留意村前舍后、瓜蔬鸡犬、柴火农具之情趣，使得作品更充满乡村泥土的气息。

      中国花鸟画自唐以后成为独立画科，宋代达到高峰。唐宋的花鸟画是以忠实表现客观物象为主。元、明、清则强调主观感受，情怀抒发，不拘于形，重视笔墨趣味，使笔墨进入自由王国。其实，写实、写意也好，具象、意象也罢，并没有所谓高低优劣。“各有灵苗各自探”，“横看成岭侧成峰”，只要能表现画家的真情实感和审美追求，有品格、高格调的画作总会被历史留住的。
 
      我学画画六十多年，教学四十多年。诚诚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画画。在学习、创作和教学中，我不断地探索、实践和提高。我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传统艺术充满着热爱与自信。
 
      继承传统，面对现实，是当代画家所面对的课题。不断创作出既有民族文化底蕴，又有时代精神和个人风格的作品，表现天地生灵，感受生命，赞美生命，是我一生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画画是我一生之挚爱，也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在学习和创作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着其中的艰辛和快乐。
 
      世间风物笔中来，丹青相伴不知年。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冻雨》 纸本设色 138cm×69cm 2008年‍
 

  诸  家  集  评  

      花鸟画的视觉化已成为当下中国画发展的一种鲜明态势。这种态势促使中国画开始探索画面抽象形式感，尤其是注重对那些隐藏于形象内部的抽象形式结构的发掘，从而体现与城市审美经验相适应的中国画现代审美精神。但其问题也导致了画家对审美对象缺乏精深的研究，形象的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画表现的粗疏与浮泛，往往徒有一副漂亮的外相而缺乏内在质朴的美感。就花鸟画而言，这种过度偏重内在形式结构的臆造，使画家表现对象的范围逐渐收缩，并因形式感的追求而多偏向花木题材的绘写，花鸟画之中禽鸟的表现反倒被忽略，甚至许多画家都较少涉及了。正是在这种概念化的花鸟画创作倾向中，方楚雄那种囊万物于笔端、将花鸟世界的自然美与人的生活情融为一体的花鸟画凸显而出，成为当代画坛上一位鲜见的勇于回到生活来表现现代人文精神的集大成者。
 
      出生于潮汕的方楚雄对热带风物自幼就有着某种亲近感，因而他笔下的花木多不是传统文人花鸟的题材，而是南国硕大浓艳的果木与花卉，这为他的花鸟画带来了一股繁茂浓郁、清新自然的画风。的确，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端、濒临南海的潮汕属热带海洋性气候，热带雨林、南国花木给予他的花鸟画以丰富的画题，这迫使他不断通过写生来熟稔那些传统笔墨中不曾出现的花鸟世界，从而为他花木禽鸟题材的扩大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笔者看来，方楚雄是继齐白石之后能够不断扩大花鸟画题材的另一位代表。
 
      在20世纪以来的花鸟画家中，齐白石无疑是尊重眼见为实的花木描写的画家，他画风的亲切平易大多也来自他所描绘的田园风物，因而齐白石笔下的花鸟题材最为丰广。而方楚雄笔下的花鸟题材，竟亦如此丰饶。纳入画面的走兽禽鸟，就有虎、狮、象、豹、猴、狗、猫、鸡、鹅、兔、松鼠、鹰、孔雀、喜鹊等；花木除了传统的松、竹、梅、兰、菊之外，他还特别擅画棕榈、树菠萝、荔枝、芭蕉、椰子、可可、洋兰、玉兰、金莲等。

《原野雄风》 纸本设色 97cm×181cm 2021年

      在笔者看来，方楚雄笔下的花鸟题材跨度之大，是一般花鸟画家所不能驾驭的。譬如，一般画家较少涉及大型走兽，如狮、虎、豹等，而擅长画大型走兽的，又很少涉及鸟类。这种情形的发生，除了绘写大型走兽动态结构难以把握以外，还来自这种表现对象所营造的画面气象和一般花鸟对象表现的田园意趣相去较远，难以统一。就方楚雄涉猎的热带花木而言，树菠萝、椰子等大型果实虽好吃好看，却未必完全入画，而一些大型花卉虽浓艳娇美，却也难入得了笔墨。
 
      因而，来自岭南的花鸟画家虽亲近当地花木，却未必能够画好中国花鸟画中的热带花木。但方楚雄却能在这种跨度里游刃有余，纵横捭阖。这一方面说明了画家善于观察、勤于写生、长于默记，将一般画家不太重视、难以驾驭的走兽禽鸟的结构、动态了然于心，随手拈来；另一方面则表明画家能够将这些动植物造型有效地转化为笔墨形象，将自然描绘化为人文精神。
 
      中国花鸟画从根本上说，不完全是描绘和再现自然的艺术，其转换的立足点显然不是西方静物画的造型与色彩，而是将这些自然造物组合在一起所表达的审美意念与审美理想，以及通过中国画独特的艺术语言——笔墨所呈现的精神品格与人文境界。方楚雄花鸟题材虽跨度大，但用于表现画面的笔墨语言却十分统一，这就是小写意用笔的精微秀雅、墨彩的清丽温润。综观方楚雄的花鸟笔墨，既鲜有工谨的描绘，也极少有大笔头的墨块，而是以平和淡定的笔线勾染。再复杂的对象，也总是极力用写意笔墨去概括；再简括的对象，也总是尽力用分切的用笔来绘写。这种简中求密、繁中求简的画法，促使他的笔墨始终处于疾徐有致、干湿得当的状态，而极少大湿大干、拉大浓淡色度。正因如此，他的笔墨才达到了状物的最大表现力，不论描绘大型走兽还是刻画细微的虫蝶，也不论状写南国花木还是意笔文人竹兰，都能以笔墨去化解、用笔墨去说话，而不是对传统较少或罕有涉猎的花鸟题材束手无策。

《鼎湖山中》 纸本设色 134x64cm 1982年

      就方楚雄笔性而言，他追求的是静雅秀润，而不是雄浑刚健。因为静雅，他才能够将南国诸多茂叶硕果转换为具有笔墨意态的中国画，勾染结合的叶片往往撑起繁茂而华贵的树冠，勾皴结合的树干往往形成画面最有效的笔墨领地。显然，勾染，是他状写花木禽鸟最基本的方法，由此也形成了他精微描绘对象的艺术特征；而勾皴，则是他发挥画面笔墨写意最常用的路径，由此而构成了他挥毫泼写、以粗衬细、以墨映色的独特艺术风貌。其墨色的静雅显于勾染，色雅笔静，不温不火，因而他画最浓艳的孔雀、鹦鹉、树菠萝、荔枝等，绝不艳俗；其笔墨的温润见于勾皴，浓淡枯湿一任笔情墨趣的自然生发，从而在小写之中展现其大写的精神。
 
      对笔墨精微与疏放的追求，还促使方楚雄的花鸟能够在实写之中呈现中国画特有的意韵。方楚雄是位尊重写生、注重感受的花鸟画家，他的画作很少重复，绝不雷同，几乎每作都有构图与境界的新意。显然，这得益于他常年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画稿，并善于从日常生活的不经意处发现美感并提炼出隽永的诗意。但现实对象转换为中国画的美感，除了需要通过笔墨语言，也还需要锤炼构图、纯化形象，方楚雄正是在那些看似来自自然的对象的画面上，进行了视觉形式的单纯化淬炼。譬如，他画的《竹韵》尽量回避传统画竹的程式，但在铺满画面的青竹之中，依然遵循着线面布排的规则；他画的《卧龙松》虽枝干的虬曲生动来自写生，但搬进超宽的画面又必须进行结构重组，并以横而向下的枝干巧作构成。再譬如，传统花鸟以折枝居多，折枝就回避了自然之中繁缛枝叶的描绘，但南国花木大多是枝繁叶茂的，因而没有描写枝繁叶茂的方法，也便不能丰满地表达南国花鸟的特征与情韵。他画的《参天》、《鼎湖山中》、《藤韵》、《雨林聚珍》、《叠翠》和《孔雀家园》等作品，便是以热带雨林丰饶的植被为描绘对象，这对于传统花鸟画笔墨语言来说，无不具有全新的挑战性。但方楚雄却能于此梳理树干与丛枝、阔叶与针叶、藤蔓与气根的各种层次，并在画面上进行隐性的线面关系的重构，从而达到繁复而有序、茂密而疏朗的艺术效果。实际上，方楚雄花鸟画的巧妙与精致，也便在于他能够在看似写实的画面中求得虚境、在貌似繁芜的对象里求得条理。

《藤韵》178cm×130cm 1999年 获“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入选“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

      当然，方楚雄花鸟画的新颖与清丽，不只源于他对表现题材的扩大，也不只在于他能以秀雅温润的笔墨转换南国花木，更在于他对当代花鸟画审美内核的精彩诠释。花鸟画在脱离传统文人画孤高冷逸的审美境界之后，终于迎来了现实性的转换，表达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已成为传统花鸟画现代性探索的重要命题。在方楚雄的花鸟画作品里，人们看到这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的热爱与依恋并不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减弱，恰恰相反，方楚雄通过自然花鸟表达的生态家园已成为这个时代人们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方楚雄的花鸟世界首先是对自然美的礼赞，是自然美的颂歌；其次则是他的花鸟画并不停留于对自然的描绘，他对自然的讴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即方楚雄画的走兽从来都不是表现其凶猛险恶的一面，而是表现其亲情、稚拙、嬉戏的可爱，如同人类之间各种亲爱友好。也可以说，点缀花木间的走兽禽鸟往往都以拟人化的方式来呈现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都成为画面表达生活诗意的重要表情。
 
      毫无疑问，方楚雄的花鸟画既为自然传情，也以自然美来表达人类对自然的发现与热爱；但更重要的是，他所描写的花鸟是对生活诗意的美的提炼。他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成名作《故乡水》就开始体现了他对生活美的发现与提炼的潜质，那幅画作上的龟背竹、兰花与雏鸡无不是运用传统花鸟画元素来表达对故乡水的一种深切情感，画面近于写实透视的描绘也暗示了他的花鸟画对实景——花鸟自然生态表现的重视。而此后创作的《油棕》、《林区所见》、《山竹》和《石磨》等，莫不显现了他擅长从现实的一土一石、一草一花中所洞见的生活诗情。正因如此，他的花鸟画在表达自然美的同时，也始终把发现和提炼生活诗情作为画面审美的魂灵，由此而体现了一个现代花鸟画家如何将传统花鸟推向现代人文精神表达与现代审美理想探索的成功实践。

——尚辉《自然美·生活情——论方楚雄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大地清晖》 纸本设色 169cm×96cm 2020年


《花间松狮犬》 纸本设色 247cm×124cm 2020年

      方楚雄笔下的各种小动物以生动、可爱、好看、好玩为特色，但它们又各有不同。那些家禽和家畜，如鸡、鸭、牛、羊之类，都被安排在宁静优美景色之中，溪水、花草、细雨、池塘与之相伴，画面洋溢着宁静自足的乡村诗意；那些活跃于自然环境中的猿、猴、松鼠、狼、狐之类，在松林、雪地或花丛中跳跃、嬉戏、憩息、啸叫，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宠物般的人工气，面对它们，观者更能感到人与自然之间真实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这些作品中回避了对动物间殊死争斗、逃奔追杀等场面的表现，画狮虎都强调其安闲柔静一面的方楚雄，对家畜和各类小动物就更抱着一种亲和的态度了。
 
      平和亲切、生动有趣的动物形象，幽美宁静的田园诗意，可以使人紧张、焦虑的情绪得以缓解。在竞争激烈、心神躁动的当今社会，方楚雄作品所产生的抚慰心灵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远离自然又不能回归自然的现代人，需要艺术方式的批判、反省和激励，需要以艺术形态的智慧和幽默进行道德净化，也需要用艺术去催动童心、温情、怀旧之情以及回归自然之心，哪怕是情景交融的虚拟，哪怕是朦胧遥远的白日梦。我们可以由此理解方楚雄花鸟画的精神意义。
 
      总体来看，方楚雄的创作宗旨是偏重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与描绘，强调再现自然生命的丰富与生动，强调掌握广博的、精益求精的技巧与技术。这一特点大概与其教师身份和年龄有关。艺术家在年富力强的时期，有着这样的追求是必要和重要的。艺术史告诉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大巧若拙”境界的进一步体验与认知，画家常常会朝着内在化、笔墨形式人格化的方向转变，进入一个更新、更辉煌的艺术阶段，齐白石、黄宾虹、朱屺瞻、张大千等都是如此。

——摘自郎绍君《关爱自然生命》

 
《梨花群兔》 纸本设色 138cm×69cm 2020年

      传统的花鸟画，以动植物为主体。其中，动物最能与人沟通，但窘于“以形写神”的精微，历来擅长者不多。方楚雄的一个亮点，便是画百姓喜闻乐见的动物，既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又与环境依存，富予意趣和情境。家禽家畜，多活跃于朴素的田园，流露出生命的自由，歌颂着生活的恬静温馨。山禽猛兽，活动于大野长天、深山老林，赞颂着大自然的雄奇高旷。他画各种畜兽，既表现动物间的感情，更表现人的感受。幼畜的天真、亲子的深情、情侣的亲密无间、鹰虎的大度安详，无不是生命的感悟、亲情的寄托。
 
      中国的花鸟画，讲求“移生动质”，方楚雄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精于描绘花木禽兽的生命状态，表现古木老竹的旺盛活力。他摆脱古人的“折枝”模式，不画细枝而画老干，放大局部，以特写镜头凸显生命的饱满、夺人的气势和内聚的张力。稍后更推出了大境界作品，以宏大的构图，仰视的角度，画硕大无朋的老梅老松，枝干如龙似虬，繁枝密叶，千花万蕊，铺天盖地，空隙透光处，露出无尽而邈远的长空，时有山禽飞翔栖止。他一反古人作品鸟大枝细的描写模式，恢复了真实比例，由意趣生动变为意境深远，从歌颂生命走向了礼赞生态。
 
      有人说，方楚雄的画雅俗共赏，在我看来，更恰当的说法是谐俗而入雅。谐俗，一是题材的通俗性，二是顺应当代的文化心理与视觉经验。入雅，不是复兴古代的雅人高致，而是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文化观提升精神境界。当下，农业文明迅速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迈进，于世浮沉的人们，丰富了感官刺激，膨胀了物质欲望，习惯了快餐文化，增长了浮躁情绪，产生了无名焦虑，失去了精神家园。而方楚雄的花鸟画，敏锐地把握住回归自然的心理，以抓住观者眼球入手，自觉接续花鸟画的文脉，讴歌和谐精神，注入人文关怀，把花鸟画当成寄托理想情操的精神家园。

——摘自薛永年《溯源汇流 精思：方楚雄的花鸟画创作与教学》

《古木桫椤》 纸本设色 246cm×125cm 2018年

      我认为“不同于古”、“有异于今”对一个有作为的画家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楚雄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充分体现这一点。我赞赏楚雄的治学有方，不仅能集众长，而且能发自运。终于形成有别于古人，又不同于今人的个人风格。
 
      在继承传统这个问题上，楚雄走的路也很正确。他能从各方面吸取古人的精华而不为所囿。能够融会贯通，化人为我，古为今用。他给学习传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样板。
 
      常有人问我关于楚雄技法的“工”、“写”、“粗”、“细”等问题。我因人老，思想旧，未能给人解惑，或是解释了，但人们还是不够满意。最近我又细细阅读楚雄的画作。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楚雄的画既不是纯工笔，也不是纯小写意，更不是大写意。他的画，在表现方法上是很自由的。有“工”、有“写”、有“粗”、有“细”，在运用中各得其当，浑然一体，没有强硬拼凑的毛病。他运用传统古法不困于古法，不囿于旧论，信手拈来生动自然，可谓善学传统者矣。

——摘自孙其峰《化人为我，古为今用》

《草原雄风》 纸本设色 190cm×125cm 2019年

      方楚雄有坚实而全面的绘画功底，他受过传统国画和学院写实造型两方面的艺术训练。“融合中西”是20世纪以来的大潮流，许多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都为之勤奋地摸索、探求，而要在探索中取得成绩，除了要熟练地掌握两种绘画技巧外，更要有一种自觉的艺术理想，那就是在这种融合中坚持以本民族传统为基础，追求创作成果的民族特色，而不是把两者机械地结合，更不是把中国画改造成西洋画。方楚雄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人画的优长及其不足，懂得如何在坚持发扬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地从西画中吸收营养，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这当然与他受海派（他的启蒙老师——岭东名家王兰若先生毕业于上海美专，是绘画的多面手）和岭南画派的影响有关，更与他个人的气质及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审美理想有密切的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国画遗产中明清写意文人画和唐宋写实传统，均做过潜心研究，他似乎要打通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意象的界限，将它们熔于一炉。我觉得，在方楚雄的作品中有写实绘画的具体与生动，有写意文人画的飘逸与潇洒，有来自生活的质朴与自然，有乡土气息，更有来自他个性的平实和俊秀。

——摘自邵大箴《高格调的艺术：方楚雄的花鸟画》

《野象谷》 纸本设色 300cm×248cm 2017年


《深山闻猴》138×69cm 2011年

      就画而言，方楚雄的画应该属于工笔花鸟画的范畴。可是，它和人们所认识的传统的工笔花鸟画或当代流行的工笔花鸟画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齐白石以简约为特色，那么，方楚雄则走了一条和齐白石完全相反的道路，画面普遍比较繁密。然而，与当下普遍的那种追求照相写实的工而腻的风格相比，方楚雄的工笔又呈现出了简约化的特点。在中国画语言的固有传统中有兼工带写一格，方楚雄的画显然又不是兼工带写一类。他的画比兼工带写的要工。他在工笔画法中的简约化处理，包括其中的渲染，以及禽鸟走兽的丝毛，给人以一种新鲜的感受。尤其是在普遍的细腻风格形成当下潮流的现实中，方楚雄的工笔似乎成了另类。实际上，如果细细品味，方楚雄是巧妙地利用了语言类别中的差异性，该工则工，不该工则写，写则不放，又以写中求工而回归工的圈子内。不管怎样，他都在一个工的范围内给人以工的感觉。这正好像齐白石的工虫配上了写意的衬景，耐人寻味。在这样一个语言处理的关系中，方楚雄艺术的核心是把握了一个整体的原则，基于此，他能够画大画，他能够营造一个艺术的现实世界。

——陈履生

《岁月》177×191cm 1999年


左上：竹子写生稿；左下：《山竹》
右上：1989年作品《晨曦》，入选“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右下：1999年作品《岁月》

 方楚雄是一位全能型的画家，他的花卉和动物都画得很精，人们熟悉他笔下各种鸟兽，大到虎豹、猿猴、狼犬，小到松鼠、麻雀，无不跃然纸上，但人们并不把他目为专画某种动物的专家，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方楚雄总是把花卉树木和动物自然协调地组织成一幅有机完美的画面，我也注意到他在画那些动物的时候，也不是一味追求惟妙惟肖照相式的写实，而是注重动物的神态和意趣，技法简练潇洒，颇有虽工亦写之妙。

——摘自孙克《一位成熟多慧的艺术家：读方楚雄的画》

 
      我们认为，至少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以后，方楚雄努力的倾向始终朝同一个方向不断推进，那就是将传统的笔墨修养与西画的写实主义理念融为一体，以真实地再现他感兴趣的花鸟（当然包括动物）世界的美。因此从这一角度，说他是一个具有唯美主义趣味的当代花鸟画家，我想不会贬低他的努力的价值；而事实上，在这一领域，很少人能够像方楚雄这样以自己切实的绘画工作而非画外的“炒作”功夫成为所谓雅俗共赏的画家。
 
      这也许就是方楚雄卓越的艺术创造能力的印证：他爱小动物，也不排除描绘鹰鹫狮虎，包括檐前屋后的闲花野草；在藤蔓缠绵、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中，他同样能够找到丰满的感觉——那就是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生物世界赖以延续不断的爱。因此，所谓“兼工带写”，只不过是我们描述方楚雄的绘画时能够权宜使用的苍白的语言外壳，在这一结构中，向往自然与人和谐的关系，才是真实的内在精神空间。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已经严重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立足点的时候，方楚雄的绘画世界差不多也将变成一个遥不可及或者更富于“预见性”的传说——无人叩问的乌托邦神话。这，可能也正是方楚雄的艺术世界特别值得令人回味的理由之所在。

——摘自李伟铭、萧莉《天地生灵：方楚雄的艺术世界》

《千年古桑》 178x247cm 纸本设色 2011年

      当今偌大一个画坛，能兼工带写的不多，以破笔湿墨写意者多，以工笔勾勒填色者多，以实墨实写者多，以草书写意者多，这多多中的不多，正是方楚雄之所擅，我说这很难得。在方楚雄绘画中凝聚着岭南画派的写生本领，岭东画派的雅俗共赏，海派的书趣，京派的稳重，兼收并蓄。正是这种兼容使得方楚雄的绘画有了更宽的覆盖力，也因而获得更大范围的欣赏天地。方楚雄之所以致力且钟情于兼工带写的模式，看深些，其实是他舍不得喜爱他的画的一大群人，当这一大群人以信任与赞许来嘉许方楚雄的绘画时，方楚雄死心尽兴地投入这深情的旋涡中，发挥出惊人的创造力。我赞赏这种投入，赞赏这种心中有他人的投入。时光悠悠，人生苦短，一世只想自己，未免小小矣！能奉献美，能知道别人爱什么美，是真知心者。就是有大我者，斯是大道！

——摘自林墉《平常心》

 
      方楚雄的作品充满着南国生活的情调，他采取工笔与小写意，使得他的作品严谨而又鲜活。他既不像前一辈岭南画家高剑父、高奇峰这一代人一样极力地追求色彩、形象的逼真，又丝毫没有貌似东洋水彩画风的半中半西的形式，而是在海派小写意与传统工笔画之间寻找着更贴近生活、更优美的形式。他的画也不像文人画所追求的一笔草草或非常简练的境界，而是以其繁花茂草的茂密的构图表达生活的蓬勃生机，这可能与传统文人画所追求的萧瑟荒寒的情趣大不相同。正因如此，方楚雄才显示出一个当代画家对艺术、对生活、对文化特有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画家的个性。

——摘自陈传席、许宏泉《刚健而宛丽的画风》

《观蝶》 纸本设色 69cm×69cm 2008年

      方楚雄在美学上属于现代岭南风格的实践者。强调源于生活，突出语言的写实再现功能，以平易近人的趣味满足普通大众的欣赏习惯，是这种风格的先驱者追求的审美理想。如果说，在方楚雄的大多数前辈特别是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艺术家那里，这种风格还处于探索的状态，还不无生吞活剥之嫌的话，那么，到了方楚雄这里，已进入圆熟通融的境界。特别是他的动物题材绘画，在形、神刻画的准确性和生动性方面不仅高于前人水准，在取材的广泛性和丰富性方面也大大超出了前人涉猎的范围。
 
      系统、扎实的写实主义训练，是方楚雄赢得稳扎稳打的成绩坚实的基础。他在少年时代从王兰若先生那里获得开悟的笔墨灵感，就凿通了吸纳传统经验的坦途。有人用“兼工带写”这个语词来描述方楚雄介于水墨大写意与工笔设色之间的画法，无疑十分恰切。他的令人信服的写实造型能力，极尽传统工笔画状物精微之妙；沉稳含蓄的中锋笔法，自然流泻出安详优雅的线条韵味。

——摘自李伟铭《给动物以温情》

《孔雀家园》 纸本设色 145cm×368cm 2017年‍

      回顾传统花鸟画史，孔雀蜂蝶、珍禽名花的题材风尚，本与宫廷贵族的审美需求与殿堂装饰的需求密切相关，而唐五代以降鞍马畜兽题材的一度繁盛，则显现了人与其他物种生命、自然与社会的亲昵关系。而今方楚雄先生对动物自然题材的聚焦观照与表现，一方面接续延展了早期花鸟画的寓兴传统，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反思这一画科的疆域范畴，及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社会寓意的广阔空间。
 
      作为当今岭南画派的代表性大家，楚雄先生的艺术之路得益于现代学院教学与传统师徒相授的兼容并蓄和相互补益。他早年在故乡的启蒙老师刘昌潮、王兰若先生的指导下步入画学蹊径，入广州美院以后，又得黎雄才、关山月等先生的直接影响熏陶。在他数十年来的创作教学思想中，强调宋代工笔花鸟画和明清文人写意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地位，同时撷取西画造型与明暗因素，将造化之理、生灵之趣与笔墨色彩之意冶于一炉。

——摘自于洋《生灵翘楚积健为雄：方楚雄先生笔下的自然境界及其艺术内蕴》

《竹林佳趣》180×97cm 2005年

      方楚雄是在“岭南画派”大家黎雄才、杨之光等诸前辈的亲自点拨下成长起来的花鸟画家。他一向认为：“变形不一定高级，写实不一定低级。”始终坚持写生，在艺术上从不迎合时流，而更愿意在写实一途上另觅新径。凭借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院绘画功底，方楚雄率先开辟了岭南花鸟画的新面貌，形成了融中西技法于一体的“细密体”写实花鸟画风。细密体画风继承了宋代花鸟笔致工细、“体制清澹”、长于描写自然环境中野逸情趣的特点，同时，大胆糅进西方古典绘画的写实技巧，增加了画面的光源感、体积感和空间感，改变了传统花鸟画的审美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新画风可以看作是岭南画派的进一步延伸。

——摘自张晓凌《深邃境界隽雅气象：方楚雄“和众曲高”的花鸟画艺术》

《宁静的山村》196×124cm 2006年

     方楚雄以独树一帜的创造，揭示了当代花鸟画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的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他缘笔墨修为深入传统文脉，从中汲取文化精髓，亦以写生方式贴近现实生活，从中领略时代精神，始终沿国画艺术的主流正道进行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实践，对传承与发展花鸟画艺术的当代探索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他兼重状物传神、写境造境、循法开新、品格意趣的鲜明创作取向，讲求率真质朴、清新明丽、精谨浑厚、雍容典雅的独特风格建构，以及以选材丰富亲切、构思新颖巧妙、构图饱满有致、造型形神俱得、笔墨温润雅正为表现的相应功力，代表着当代中国花鸟画创作的主流作风和高端水准。

——摘自吕品田《丹青流芳：方楚雄的花鸟画创作》

 
     方楚雄的花鸟画甚为大气。他很善于对整株花木的把握，虽然笔下的花朵纷繁，但神完气足的气息扑人眉宇。君不见在其画中所看到的树木展示了努力向上的自然的伸展能力。在这里，主要的并不是树枝和树叶，而是存在于整个自然界中的、在这些外在的树木形态之中心流淌着的、为获取更高成就而努力的生命的喜悦。如果说他的作品不是对自然的模仿，那就是对自然的探求。方氏笔下的兰草、芦苇、竹根、青藤、林间的雾气和枝头的积雪……足以在前人很少着笔的平凡景物中发掘出特殊的美感。清幽的溪涧、静谧的庭院，以至平凡质朴的丝瓜豆角……。在这个意境之中，人们能感受到画家所表现的秀逸的美，使人暂时忘却现实的喧闹，进入宁静的世外桃源。
 
     感性对于方楚雄是潜在的、不可见的，完全融会在其理性的情绪之中。其高明之处，在于画面的清新，了无渣滓。方氏以独有的俊逸、含蓄、典雅，恰切地诠释了中国文人心中对自然界最为眷恋的那种韵致。其艺术历程以大写为起占再迈向工、意结合，此方式和一般国画家迥异，打破常规，表现出一种对艺术的过人的自信与冷静，这正是方楚雄之为不一般的方楚雄的缘由。

——摘自陈继春《方楚雄的画》

《艳阳天》 纸本设色 136cm×68cm 2012年


《金盆碧荷》 纸本设色 180cm×97cm 2016年

      方楚雄的绘画是亲切宜人的，是格调高雅的，并且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艺术风貌。他常常在前人很少画过的平凡景物中，发掘出特殊的美。
 
      他尤其善于描绘那些生机盎然的幼小的动物：刚刚破壳的鸭雏在蹒跚学步，轻巧的松鼠在树上戏水般地奔跑，母猿在拥抱着她的幼猿，考拉熊背负着他的小考拉……这些惹人怜爱的小生命，不但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的生趣，同时也觉察到艺术家温煦的爱心。
 
      正是这种对大自然的深挚的爱心，使方楚雄在深入细致的观察中获得艺术的灵感，使他刻画的艺术形象具有浓郁的诗意，使他不断探索新的绘画技巧，使他创作出隽雅鲜活、温馨宜人的花鸟画作品。

——摘自迟轲《方楚雄的花鸟画艺术》

《天地生灵》纸本设色 248×500cm 2019年

    方楚雄，1950年生于广东汕头。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7年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 ’97中国画坛百杰”，2004年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黄宾虹奖”“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奖”，2010年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广州美术学院德艺双馨杰出教师”称号及“广州美术学院教学科研创作突出成果奖”，2011年荣获“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