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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艺术家简介


  (1918-)别名文林、季植,重庆人。擅长版画、美术理论。自幼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阅读各种书籍,尤爱美术。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38年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早年在武汉政治部三厅、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曾在重庆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并当选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香港人间画会理事。1949年以来,历任上海行知艺术学校美术组主任,北京《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副主编,《版画》、《美术》杂志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美术集》主编,《当代中国的美术》主编,《美育丛书》主编,《外国版画百图》主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版画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党组书记、顾问。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他的革命理想,并贯穿他的艺术人生始终。他的早期作品《难民站上》《难民一群》等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艰难时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报解除之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等名作,以木刻为武器唤起了广大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版画题材转向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售余粮》《贮木场》构图开阔,尤其在他尝试创作套色木刻后,《晚归》《雪原峡谷》等作品画面色彩明丽,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史诗。改革开放后,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万岁》等组画作品气象雄奇,迎来了创作的另一高峰。[1] 率领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出访德、荷、卢、日、美、马来西亚和香港。主持国内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多次。获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获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荣誉奖、获法国金质十字奖章。近年来又致力于水墨画的创作,以新颖独特的表现手法形成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1991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

  人物自序

  我在幼年时代,是先学写字,后学画画。我父亲是书法家,对子女在书法学习上要求严格。记得我刚上学写字的时候,父亲常常悄悄在我身后用手抽取我的毛笔,以观察我握笔紧不紧。又常常以“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古训来教导我们。我最初在大楷上学颜真卿柳公权,小楷学赵子昂。后来在楷书上又学过魏碑。在“钦定三希堂法帖”上看到王羲之的书法后,便对这位书圣崇拜的五体投地。从此他的楷书式行楷便作为我学习效法的典范。

  数十年来不论是在学习和工作时期,都没有荒废对书法的锻炼,在钢笔字、美术字上也下过不少功夫。“文革”时期,我写了上百万字的检查和外调构材,都是用极为工整划一的仿宋体写成的。连工军宣传对管理人员都曾在一次会上说:“王琦在交代材料上的字写的最好,像排版印刷出来一样,他不能没有工作,可以当录事吆”:1952年在上海参加教育系统思想改进运动时。我当小组长,又主持会议,又自己当记录。领导同志认为我这份会议记录是三千名学员中最好的一份记录。这也算是我在书法上获得的“殊荣”!

  近十几年来,我一面作水墨画,一面练习书法,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几乎每天都要写一两张,各地读者写信来向我求字的比求画的还要多。书画不但是同源,而且是同体,有什么样的画风,便有什么样的书风。我的书法与我的水墨画的风格也是绝然一致的。有人说我的笔锋和刀锋一样的坚韧挺拔,颇有黑白木板画的力度,我对此欣然认同。所以,我常用比较坚韧的狼毫,而不习惯于用柔软的羊毫笔。但我确信,各种不同的笔郡可以根据它的特性写出不同风格和艺术效果的字体,以适应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我在挥毫的时候,十分重视每一个宇的本身结构,个别字与全幅字之间整体结构的协调一致。如果有一个字写不好,便会影响全局,而使整张书法虽不能说是废品,至少也不算是佳作。近几年来,在我的书画作业中,大约是十日画、一日一书或两三书。近日来提笔作书时,由于年老的原因,常感手不从心,笔卜常常离开预期的设想,有时偶然也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我仍然极力想控制手中的毛笔,尽量按照书法本身固有的规律去活动,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它发展到离开它的母体“文字”而流于怪诞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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