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的灵魂照相——试论“宝林风骨”

      记得从1994年起，已经写过三篇关于李宝林的文章了。如果加上《南腔北调》那篇合论林墉和李宝林的文章，那就是三篇半了。用20多年的时间，持续地追踪一个画家，张仃算一个，李宝林算第二个。

      今年，是李宝林80岁，写此文，是向这位亦师亦友的好人致敬！

      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李宝林的时候，他刚从海军转业到中国画研究院，而我还算年轻，由赵力忠陪同，在他的画室第一次读了他的一批原作。

      那个时候李宝林刚从人物画转到山水画没有几年，人们对他的绘画的印象，多半还停留在那些军旅题材和海疆风情的人物画上。作为一个山水画家，李宝林远没有现在这么著名。因此，我的第一篇文章重点放在李宝林艺术的变化之上。

      确实，从一个成功的人物画家，转为一个山水画家，这么大的变化，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在不同场合问过他好几次了。

      从小爱画画的李宝林，受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很大，他的艺术理想就是做一个中国的列宾和苏里科夫。所以，1958年考取中央美院，他和同学们的专业志向就是人物画。

      但是，二年级随李可染先生在颐和园写生一个月，竟改变了班上几个人物画基础最好的同学的志向，纷纷要求弃人物而投山水。

      在系主任叶浅予的干预下，李宝林和同学周思聪还回人物。于是，李宝林的山水梦破灭。

      他的毕业创作《露营之歌》，描写冰天雪地中的抗联战士在战斗之暇的安睡。温暖的人性、诗意的题材和现代构成意识，奠定了李宝林后来一系列人物画创作的基调，《闽海石城》、《惠女》、《从初一到十五》等，就是其代表作。

      他也创作过对于人物画家来说难度最大的历史画，如为纪念郑成功诞生350周年而精心创作的《联杯酒醇》（与陈雅丹合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而创作的《大会师》（与周顺恺合作），都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巨作，不仅获得极高的专业评价，而且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两幅作品多次参加重要的全军、全国展览。

李宝林在创作《大会师》


《大会师》276.5x470cm
 

      李宝林也因其杰出的创作才华和组织工作能力，而在40岁时被调到北京，担任海军专职画家并负责海军美术组织工作。

      从南疆调到北京，正逢“文革”结束，文艺界思想空前活跃，李可染、叶浅予等老画家也都恢复名誉和工作，李宝林于是可以经常出入李可染家。

      师生缘重续，激醒了李宝林的山水梦。

李宝林与可染先生合影

      大约在1980年以后，44岁的李宝林到广东沿海写生，熟悉的南国风情，促使他画了《晚风》、《古榕》等风情山水画，尽管是小景物，但人物退出了，景物突出了，一样是温暖的人性，诗意的题材，现代性的构成，但预示着李宝林的艺术转向。

      1985年是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15位中年画家搞了一个《五岳三山今古风情联展》，一半是山水画家，画五岳三山；一半是人物画家，画今古风情。

      于是，李宝林一发不可收拾，《绿雨》、《鼓浪屿之晨》、《山川之歌》、《古老家门》、《银色的鱼》等等作品陆续新鲜出炉，其风情山水画的创作，几乎达到井喷状态，他也因此被山水画界接纳，并在50岁时与张步共同创办了《河山画会》，并一直担任该会领导至今。

      谈到当年的转向，李宝林认为主要是可染先生的感染。但他也承认，自己的人物画创作也开始进入一个瓶颈。确实，“文革”的结束带来的思想解放，对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却是巨大的思想困惑。

      人物画如果解决不了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的问题，没有这“三观”的自信，那是没有办法画下去的。而老实的李宝林，画了一辈子主旋律的李宝林，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创作道路的李宝林，在80年代的思潮冲击下，既不愿意再走老路，也不愿意盲从时尚，他要选择一条既能忠实于自我，又能更好地表达自我的新路，他在山水画里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他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艺术家，虽然在为人处世上给人以平和温柔与世无争的印象，但内心深处却有着强烈的情感诉求，这种诉求在他过去的人物画创作上其实并没有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毋宁说受到了客观题材和创作方法的约束。

      年轻时也许对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诉求并不自觉，或者是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压抑了这种诉求；但现在人到中年，某种“存在的觉醒”被80年代的新思潮触发了，他发现山水画才是更主观地表达自我的手段。

      但是，刚进入山水画时，也许是惯性使然，他的题材多半局限于全国南北各地的风情，像《乡月》、《阿里山风情》、《绿园》、《古榕小渡》、《南海人家》、《苗乡秋色》等等。

      这类基于写生的风情山水，有浓郁的抒情小品味道，虽然清新可爱，但在题材上却无法同别人拉开距离。尽管在笔墨上，在形式构成上，甚至在色彩上，李宝林极大地强化了自己的个性化语言，让人从外观上，从语言上，一下就能看出这是李宝林，但与此同时，一个内在的矛盾，也在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强化中，与题材的内在冲突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

      风情绘画，不管是人物，还是风景，客观性描绘是主要的，主观性倾诉是次要的。但我们在李宝林的风情山水中，却看到了他在笔墨语言上抑制不住的主观诉求。

      他画了很多南方的景致，而笔墨却是北方的苍凉与凛冽；他画了很多小夜曲似的小景，而线条和章法却如黄钟大吕，张力逼人，势力雄强。

      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应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期的某些作品，如《松骨图》、《大山回响》、《山魂》、《灵光》、《千秋屹立》、《梦游昆仑》等等，表现出雄强壮气的凌跨之势，超越一地一域的风情局限，把观众的审美不是导向舆地风情之美的流连，而是导向更高远、更深邃、更渺远、更浩瀚、更精神、更气质、更人文的遐思。

      这些山水作品，更抽象，更象征，更内化，更具有画家精神人格的力量。而恰恰在这些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消解了，内容很好地承载了形式，形式很好地表达了内容。

      也就是说，李宝林的山水，应该走向更主观、更象征、更人格。或者说，李宝林的山水，应该更北方，更雄强，更自我。

      1989年可染先生逝世前两天同李宝林的谈话中，就说到了“李派山水”应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要脱开写生，进入创作。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是哲学上的“天人合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讲“外师造化”多，讲“中得心源”少；强调“天”多些，强调“人”不够。而山水画要从写生升华到创作，必须“天人合一”。山水画里的“天人合一”，李宝林把它理解为“山人合一”，即把山当作人来画。

        李宝林有两段话说得极其精辟，抄录如下：

       仁者爱山，爱山之宜人，山之灵秀、山之气魄、山之苍茫、山之浑厚、山之永恒。画者先存仁心，以山为师，以山为友，与山同处，听山风过耳则心情舒畅，观山高水远则胸怀高远，与山相处日久，可渐达返璞归真、灵魂净化之境界。

       “山之结构如人之体貌；山之神韵如人之气韵；山之朝晖夕影、阴晴变幻如人之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山亦如人，各有性情，或阴柔、或刚烈、或灵秀、或苍茫、或华茂、或朴拙；画山如同画人，妙在相看两不厌，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与可染先生最后的谈话，坚定了李宝林山水升华的路径选择。

       也就在可染先生逝世后，李宝林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任专业画家。这是1990年。这一年7月，李宝林到四川泸定、康定、贡嘎山等地写生。他的足迹，第一次踏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他的视野，第一次出现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峰。这将根本改变李宝林山水画的天际线。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山魂》、《灵光》诸作，便是雪域之行后的作品，这预示着李宝林的又一次重大艺术转向。

       以1999年63岁入选九届全国美展的《祁连风骨》为标志，李宝林的艺术探险之旅，开始一路西行，向着戈壁，向着葱岭，向着帕米尔，愈行愈远，愈行愈高。

       他有一篇《西行小记》，记录了西行时不断惊喜，不断期盼的心情：

       开始进山了。褐色的石块在地面上渐渐隆起，越隆越大，越隆越高……

       啊!上山了!只是这感叹声尚未落地，忽然发现我们只不过又处在另一座高山的下面。

       就这样，伴随着一次次的惊讶和感叹地交替重复，天越来越蓝，风越来越凉，山石越来越黑，越来越赤裸。

       忽然，远处两山间闪出一片耀眼的白色，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司机说，那是终年不化的积雪。

       这样的西行感受，在66岁的《情系帕米尔》系列、《西疆风骨》系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李宝林的西行山水越来越表露出悲怆的壮烈的情怀，“情满于山”的主观性越来越强烈。

       他的持续多年的震颤症，到了非做开颅手术不可的严重地步。他已经拿不住毛笔，签不了自己的名字，连生活自理都很困难，食物送不进嘴里。

       2001年65岁，年底，他做了“脑定位”手术。震颤得到缓解，而语言表达严重受损。在术后康复期，他创作了《情系帕米尔》系列。那情景，有点类似贝多芬用指挥演奏《英雄交响曲》来回应自己的耳聋。

       李宝林的西行山水，以极为强悍的个人风格引起美术界的关注。人们用“大逆”、“大勇”、“浑博”、“苍茫”、“肃穆”、“雄健”、“崇高”、“神秘”等等表达阳刚之美的词汇来评价他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美学气质。

      人们也高度评价他的山水有一种“正大气象”，马鸿增先生甚至提出“刚正大气的宝林风骨”这一概念。

      他说：“李宝林先生把‘生死刚正谓之骨’当成自己的座右铭，这句话出自五代山水画大师荆浩之口。他的话原义是讲笔势，强调刚健劲挺，力度中正；用‘生死’二字是极言‘骨’的决定性作用。李宝林把这句话引申为作画和做人的准则，我很赞赏，而且能在他的画中读出他的艺术风骨刚正大气。”

      李宝林的笔墨观异常鲜明。

      首先，他认为中国画如果没有了笔墨，中国画也就丢弃了非常重要的审美，失去了基本语言。

      其次，中国画的笔墨与书法同源，脱离中国书法的审美趣味，谈中国绘画的艺术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书与画在用笔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其中最主要的一致性表现在对骨法用笔、笔精墨妙的推崇上。

      第三，笔墨贵在体现出“生死刚正谓之骨”的风骨，骨法用笔，不单是勤练的结果，更取决于绘画者精神的高度。笔墨到了高层次，不仅是形、质、功力的问题，同时也是修养、品格的问题。

      从李宝林早年的人物画就可以看出，他对金石味的线条兴趣浓厚，他的书法也都出入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大小篆之间。

      他考入中央美院，就在李可染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书法，在老师的引导下，李宝林临摹过《张迁碑》、《礼器碑》、《张猛龙碑》、《爨宝子碑》、《郑文公碑》等等；他还对石鼓文、青铜器上的铭文那种斑驳厚重、古朴自然、巧拙相间的线条特别着迷；汉画像石砖和篆刻在很小的空间里布置很大的天地，那种线条组合体现的沧桑感对他的创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人说在李宝林的画面上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笔墨，横笔扫荡，如罡风拂石，千古留痕，非常有气势，又非常沉着。其实这种新笔墨，就是受到汉画像石砖的启迪。

      李宝林直言：“我的画里有汉砖的成分。” “汉砖和魏碑滋养着我，融入我的灵魂，伴我成长。”

      他认为：

      浑厚华滋、苍润并济是中国画笔墨语言的最高境界。

      苍，表现人的骨气、品格；润，反映了一个画家的感情和生趣。

      这种绘画语言形式上的矛盾，完美结合起来，画面就富有张力的气韵，不刻板也不流于轻浮甜俗，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趣味。

      李宝林的线条，非常刚硬古拙，平直方正，转折有力，甚至出现很多九十度的角度，棱角犀利，山石造型近于几何方型。

      这样的线条和这样的造型，一方面，旨在强化力度，强化平面感和体量感，使其表达出同传统山水面貌绝然不同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线条和形体里面，包孕着李宝林倔犟的生命意识，与命运顽强搏斗的不屈意志，对英雄主义一往情深的向往与礼赞，并传递出人格的刚正不移。

      所以，美术界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在当今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李宝林兀然傲立，有着特殊的精神标志意义。

      他重张中国古典美学的“风骨”；重提人品与画品的统一；呼唤艺术家的节操、修养和品格；认为有了为人之道，才可以讲书画之道；精神高度决定作品高度……所有这些主张和实践，对当下中国美术界无疑具有“强其骨”的现实意义。

      也许正因为李宝林山水画所具有的强大人格力量，有着凛然不可亵玩的大丈夫气象，安重深沉，刚正峻毅，以至于张道兴用了“冷山水”三字来评说。

      这个“冷”，就有冷峻的意思。李宝林敢于不媚俗，不迎合，一般观众喜爱的小情调、小点缀、小趣味，一概从画面中删除，只有壁立千仞的黑岩与寒光凛冽的冰峰，默存于天地之间，挑战人类的意志，激发人类的想象；那种洪荒大美，赤裸，冷艳，高贵，骄傲，深邃，野蛮，神秘，没有粗大坚韧的神经，又如何能够直面对视，相看无厌？

      如果说李宝林用笔极耿介，极端严，极方正，那么，他的用墨却反其道而行之，极浪漫，极滋润，极浑茫。他的线条以简劲为能事，透着一种理性之美；而他的墨色却以浑融为目标，洋溢一种活泼的生机。

      他的线条结构出大自然的森然秩序，似乎任何一个点、一根线、一个块面的失衡和错位，都会导致整个世界的崩塌；而他的墨又总是在模糊这一切，混淆这一切，迷乱这一切，朦胧这一切，力图把由线条构建的森然秩序，重新拉回混沌。

      他的线条和墨色，是乾与坤的对立与统一，是阳与阴的相摩与相荡，是男人的铁骨与女人的柔情的缠绵与交欢。

      从《情系西疆》系列开始，李宝林用4:1的高宽比来画他心中的西疆，包括天山、葱岭、崑仑、帕米尔。这个高宽比不是随便选择的。非如此，山，不能一层层翻上，画家对高山的仰止之情，也不能层层递进。

     在接近“万山之祖”的过程中，“一次次以为眼前的山是最高的，但到了顶峰后，横在前面的却是更高更多的群峰。”“这样的景象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延续，它给人不断的惊喜，不断的期盼，不断地对美的追求与享受，还有那不断的思考与领悟：什么是苍茫?什么是博大?什么是壮阔?什么是雄伟?什么是悲怆?什么是神奇?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单纯?什么是胸怀?什么是千秋万年?”

      李宝林在《西行小记》中这一连串的追问，是他的山问，也是他的天问，当然，更是他的山水画之问。他用一幅幅作品，回答着这一个个的追问。最终，他明白了，这不是山问，不是天问，不是画问，归根结底，这都是人问。“我认为，画画等于给自己的灵魂照相。”

      80岁的李宝林，把自己的灵魂，镌刻在西疆群峰之上。

2016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