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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品田//为当代社会理想造型——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精神诉求

来源:中国书画网 作者:董世忠

 

吕品田//为当代社会理想造型——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精神诉求

  吕品田

  “写实”概念可从不同角度理解。此处,我把“写实”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并由此讨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价值取向问题。

  写实,是人类艺术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使用写实手法,各个民族也都有着不同的写实表现形式。从手法意义上讨论写实油画当然有价值,但就当下社会现实需要来说,这种讨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从创作方法意义上来探讨,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对艺术的现实主义有迫切的精神诉求。

  “写实”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即作为“现实主义”的完善和确立是晚近的事情,是在从19世纪的库尔贝到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跨度中逐渐完成的。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最终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有着一定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艺术理论体系。

  一、艺术的辨证价值结构与社会的生态运行

  社会生活中有“工作”和“休闲”两种状态。只有这两种状态以自然的节奏和井然的秩序交替互补、均衡协调,一种社会生活才算正常和健康。艺术上辩证地把握“工作”和“休闲”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生态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艺术发展史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发展史中,可以见到一种“太极图”式的辨证价值结构,构成辨证价值关系的结构形态是“工作性质”的艺术和“休闲性质”的艺术。所谓“工作性质”的艺术着重表现社会主流意识和崇高理想,强调纲纪规范和责任担待,具有一定的教化性、约束性和干预性,蕴涵着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提升人格、激发热情的社会功利目的;所谓“休闲性质”的艺术则相反,它更多地肯定生命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趣,追求更加充分的个性发挥和情怀舒张,努力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审美方式超越现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这两种性质的艺术往往构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的生态结构,起到积极的人文调节作用。

  以社会功能而论,中国传统艺术形态整体地保持着一种既“超越现实”又“贴近现实”的辨证价值结构,作为其中两极构成的不同价值取向相反相生、互补互动地调节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两极构成的一极是“道家精神”的,其“出世”的价值取向显示了对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另一极是“儒家精神”的,它对“入世”的强调体现了维护社会道统和纲纪的实践意识。譬如中国画的三科中,山水画和花鸟画的价值取向就偏重“出世”,讲求审美的“超越性”,以期使人解粘去缚、舒心释怀,不为世俗所困地在审美境界中逍遥远游;人物画的价值取向则强调“入世”,权重审美的“现实性”,着意宣理弘道、劝戒从善,鼓励人们不为虚妄所惑地在现实生活中建功立业。长期以来,这两种价值取向所构成的张力,造就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辩正精神品格,并以各自侧重的价值导向作用于社会。整体价值结构的这种辨证性,使得中国传统艺术总在“超越现实”和“贴近现实”的两极间寻求动态的平衡,不走极端,从而对社会和谐和文化生态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二、现实主义艺术是一种“工作性质”的艺术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现实主义被认定为一种与历史逻辑或客观规律相联系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因此,作为反映历史逻辑的真实性要求,便构成现实主义的精神前提和基本原则。它在创作方法上就具体表现为以写实形式对现实生活作如实的反映,即“写真实”或“再现生活”。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有其本质论的理论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绝对理念”展现自我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他以辩证法思考历史,认为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统一的,现象是本质的表现,本质则必然表现为现象。马克思把黑格尔“用头立地”的“现象一本质”框架颠倒过来,变绝对精神为客观规律,从而为现实主义的强调反映生活现象的真实性提供了理由。也就是说,只有首先以写实形式如实地反映生活现象,才有可能通过现象的客观再现揭示潜藏其中的本质或客观规律。由此,一切非写实形式的所谓形式主义,作为并非如实表现生活现象以致非真实的方法,首先遭到现实主义的拒绝。

  然而,从理论上说,如实反映客观现实就必然排除任何的社会目的或宣传意图。譬如具体到当代中国情境,仅仅真实地再现生活现象的艺术,就必然排除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共同主题的叙述,也就不可能完成传播理想主义政治信仰、激发浪漫主义社会热情和培养英雄主义精神人格的神圣使命。因此,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必然要强调另一个根本原则——典型化原则。如恩格斯所言:“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谓典型化,实际上就是按照社会现实应该有或将要有的状态来描写,或者说是根据权力话语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来描写。“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这段话,把典型化原则表达得最明白不过了。

  实际上,只有认识到典型化原则是现实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才真正把握了现实主义作为“主义”、作为创作方法的关键。如果仅仅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或马克思的“客观规律”作为现象的本质,作为现实主义的基础,那么就没有哪一个艺术家会承认自己反映的现实是不真实的,在这种意义上谈真实不真实,永远不可能有答案(对现实主义之所以会有“无边化”的各种解说,原因在此)。因此,现实主义需要加强它的客观性,需要建立判断真实性的客观标准,这意味着必须确立并诉诸一种主导话语,把本质与现象完全统一起来,使现实变成一种非常固定的关系。这项工作是通过“空间化”和“时间化”实现的。当马克思不仅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变成“客观规律”,而且进一步将本质论变成阶级本质论,使“客观规律”与“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体联系起来时,才最终为现实主义加强客观性、确立判断真实性的客观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按马克思的阶级本质论,无产阶级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推动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能够真正揭示世界的本质,因为他们属于这个本质(此可谓“空间化”);这个“本质”与历史时间相关,是历史逻辑中的一个时间环节,它代表着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即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趋势(此可谓“时间化”)。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仅以其“本质”而且以其“趋势”成为固定本质与现象关系的主导话语。因此,现实主义艺术不仅是一种“空间艺术”,还是一种“时间艺术”,它的叙事性就是时间性质的。在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上,“时间”的支配力量是直观的,画面会明确地显示出一定的时间、环境、情节。在这“三一律”中,时间是决定性的:光线作为空间化的时间,决定画面环境的色彩和影调关系;情节作为生活化的时间,决定画面形象的具体神情姿态及彼此间的联系。在叙事性的线性时间过程中,现实环境以及活动于环境中的人物可以显得固定而且客观,以致艺术家不仅可以细致地描写这种“客观”,还可以根据“历史发展趋势”来揭示这种“客观”所寄蕴的“理想”。于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标准当然地被确定为是否“典型”,而所谓“典型”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于是,只有典型化的如实描绘才具有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性,只有遵循典型化原则的现实主义艺术才可能获得“按现实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的真实性。这意味着现实主义艺术不是反映“已经如此”的生活,而是反映“应当如此”的生活,即合乎“无产阶级理想”的生活;判断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生活是否真实,并不取决于它与日常生活现象的近似程度,而在于接近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体的“理性”的程度。这种真实观使现实主义必然排斥自然主义而亲近理想主义。(参阅李扬、白培德《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现实主义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艺术具有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工作”的鲜明“工作性质”。实际上,它的“工作意识”的真正代表是典型化原则,而“现实主义精神”也该由此来理解。

  三、偏执的当代艺术价值结构

  民族救亡和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经验,以及当时苏联模式提供的在落后经济基础上迅速发展的事实,都显示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巨大实践价值和实际效应。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不仅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作为惟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被国家意识形态所选择,并被整体地纳入到国家政治的宏大社会实践体系。针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目标,艺术在社会实践体系中担负着传播统一行动思想、激发巨大社会热情、培养新型主体人格等神圣使命。使命承担予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当代艺术以鲜明的“工作性质”和明确的“工作意识”。其时,以表现革命历史为主的历史题材创作备受推崇。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叙事模式框范指导下,一大批主题鲜明、结构缜密、气势恢弘的美术作品脱颖而出,为新中国的奋发图强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然而,单一的模式框范也造成艺术价值结构的畸形,这一点在文革时期那些“假、大、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严重。回顾那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理想主义的高调不绝如缕、笼罩天下。从“白天”到“夜晚”,人们一再地被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的艺术只有一种性质,只能以“工作”姿态改造天下,不得以“休闲”姿态娱悦人生。天生带有“休闲性质”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成了改造的对象,而天性不合意识现实主义精神要求的静物画(甚或风景画)则被打入冷宫。在现实主义被绝对化的时代,所有“休闲性质”的艺术受到冷遇、贬低或禁忌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是一个恶性膨胀的精神误区。在理想主义的高调下,在大跃进式的乌托邦追求中,狂热、激进以至畸变的“工作态”严重侵犯和破坏了文化生态格局,使社会生活处于不健康的失衡状态。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生活带来转机。承受不了持续而强负荷“工作状态”的国人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一声接一声地打起“哈欠”来,并以“休闲姿态”抵制和逃离过度的社会功利追求。“新生代艺术”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就在于它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社会环境中,从“伤痕美术”到“85思潮”再到“新生代艺术”以及整个90年代的“当代艺术”,人们更多地表露了自己的内心真实,以毫无顾忌的艺术表现补偿久违的心理需要、释放积郁的欲望情绪。作为社会生活状态的一种调整,“休闲性质”的艺术迅速取代了“工作性质”的艺术,艺术的风格形式因艺术家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而日新月异。

  然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在造成艺术价值结构的另一种偏执:“休闲”艺术极度丰盛而“工作”艺术极度萎缩。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了的心理需要已在艺术领域汇成一股强劲的“去中心”潮流。潮流之中,矫情狭隘的形式玩味和琐屑孱弱的自我表现蔚然成风,而强调社会意识、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主题性创作或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则门庭冷落;只重自我不顾受众,只图迎合不管教化,只问金钱不讲品格,只求经济利益不计社会影响的创作倾向日益明显。向“休闲”价值极端偏转的中国当代艺术,太在意一己之私而给人以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的孱弱感和萎靡感。从美学精神和品格上说,目前的艺术创作局面与我们一直提倡的艺术多样化还存在着一段距离,其中缺少了一些崇高性质的美学因素——最强劲、最具震撼力、也最能振奋民族精神的雄浑、刚毅和强健。从艺术社会学角度来看,昭示人生义理、阐扬社会理想、陶冶高尚情操、培养健康趣味是艺术毕竟要担待的责任和功能,一味“休闲”势必造成艺术价值结构的偏执和畸形,使社会生活陷入另一种不健康的失衡状态。

  四、以现实主义油画艺术为当代社会理想造型

  鉴于当前艺术格局所存在的价值结构的偏执和畸形,我们需要重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需要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需要与时俱进地重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艺术创作的意识形态性质,需要创造性地发挥“工作性质”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社会功能,需要重建“工作”和“休闲”互补互动的辨证艺术价值结构,以维护当代社会的生态运行与平衡发展。为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如何看待和确立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体或体现“客观规律”主导话语?如何阐释作为客观性依据的“本质与现象”的“固定关系”,重树判断现实主义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标准?如何构建和保持辨证艺术价值结构的常效工作机制或工作框架?等等,都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的问题。

  无论如何,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新的“工作性质”的艺术,需要以精神振奋、品格高尚、雅俗共赏的艺术来影响社会。面对新的历史使命,艺术家应该重新参与“社会工作”,大家有责任用“工作性质”艺术的宏大叙事和磅礴抒情来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尊、自信,有义务用刚健的笔调和遒劲的风骨来表现民族伟绩、颂扬民族英雄和国家英雄,激励广大民众作新时代的强者。在社会现实呈现深刻变化的今天,艺术的健康发展已和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战略目标紧密联系。维护既有“入世”诉求又有“出世”诉求的辨证价值结构,保持“超越现实”和“贴近现实”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推进,是实现中国当代油画以至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健康发展的重大实践课题。因此中国当代写实油画创作不应该仅限于如实描绘社会生活现象,还需要在“写真实”的基础上追求“典型化”,即通过既真实又典型的艺术描绘昭示人生义理、阐扬社会理想,为培养新历史条件下的健康社会人格作出艺术的贡献。这是写实油画创作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现实主义艺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在于以真实描绘事物形象为特征的形态学意义,更在于以这种描绘昭示社会理想的功用学价值;写实油画的审美“现实性”,不仅表现在以写实手法或技巧状写、记述人事,更突出地表现在它需要以“艺术的真实”对世间人事作出符合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取向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说,写实油画是一种艺术化的社会评价方式,或者说是整合社会意识、阐扬社会理想的一种美学手段。今天尤其应以现实主义艺术为当代社会理想造型。

  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应该重新进入当代艺术领域,以期通过艺术的认识和教育功能,培育国人的历史意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展开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完全有条件以更加深广的眼光观照历史,努力采撷浸透伟大民族精神的素材;也完全有条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超越现实,大力阐扬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方向的当代社会理想。其优秀成果必定会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豪感,加速社会精神纽带和价值核心的重塑;也必定会更好地调整当代艺术的价值结构,使之形成个性张扬和共性感召相得益彰的良性生态格局。

  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既“工作”又“休息”的社会。今天,我们不能一味沉湎于“休闲状态”,还需要“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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