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艺程”串出美术史“纵贯线”

　　1911至2011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为剧烈，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百年，对于中国艺术而言，又是创作最为坎坷，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世纪。正如著名艺术史学家赫尔曼·巴赫尔说，“一个人按照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看待世界。因此绘画艺术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哲学史，是一部未见文字的哲学史。”而中国的百年艺术历史，亦可反映出特定时空和历史背景下，各种文化运动、艺术思潮、文艺制度等领域发生的变化。

　　近日，“百年艺程——龙美术馆(重庆馆)开馆展”在重庆江北区国华金融中心龙美术馆开幕。来自龙美术馆馆藏的130余件作品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百年以来的实践与探索，展品涵盖了常玉、潘玉良、林风眠、罗中立、靳尚谊、吴冠中、陈逸飞、陈丹青、周春芽等100余位重要艺术家的代表作。

　　馆长说：

　　诠释中国艺术的生机与活力

　　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表示，作为重庆馆的开馆展，《百年艺程》由她本人亲自策划，筹备期有半年之久，“展品都是龙美术馆的馆藏，所以我足够了解其中的架构体系，而且我们拥有自己的研究团队，也有能力自主策划展览。”王薇称，展览选取了百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参照其在历史中的独特作用、文化魅力和时代内涵，展示中国艺术家百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以及中国艺术不断焕发出的生机与活力。

　　艺术家说：

　　重庆的艺术创作具有历史意义

　　在著名艺术家罗中立看来，针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仅仅通过一个展览是很难呈现它的全貌的，“因为历史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尽管如此，但罗中立仍然认为，“作为一个民营美术馆，以自身的收藏为主体，能勾勒出如此宏大且清晰的发展脉络实属不易。”

　　罗中立还表示，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中，重庆的艺术创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涌现出许多的新的艺术思潮和代表作品。如1940年代的“抗战美术”、1960年代四川美术学院的“收租院”，1980年代初的“伤痕美术”与“乡土绘画”、“新潮美术”时期的“西南生命流”以及1990年代的“新伤痕”。“因此，龙美术馆落户重庆，对于重庆本身而言，是一个新的历史机遇，而这个展览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时期(1911-1949)

　　民国美术与现代艺术的早期发展

　　常玉《红衣女子》

　　创作年份：1930-40年代

　　《红衣女子》是艺术家“粉色时期”的作品，他把人物置于单色的背景前，以简化的形态保留了人物婀娜多姿及流畅线条的特质，色彩含蓄、柔和，线条富有表现力，将中国美学中的含蓄内敛与西方美术中的夸张外放成功地糅合在一起，作品中的中西文化因素自然交融混合，无法分解，令观者回味悠长。

　　彦涵《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创作年份：1943年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是彦涵解放区木刻的代表作品，它包含着“质朴”的风格和激越的“英雄主义”精神，除此之外，还蕴藏着一种“浪漫主义”的审美意识。为了纪念这些牺牲的战友，他采用了金字塔式的构图，画面的顶端是奋死抗争的一名八路军，而他的背后和身下是表情坚毅的老百姓，他们坚定地支持着八路军的战斗，由此也引申出了人民战争的政治主题。

　　作品选取了“反扫荡”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扣人心弦地表现了军民所处的危险情境和紧张情绪，画面中每个人的身影和表情都是严肃而坚定的，体现了军民抗战同仇敌忾的革命情谊。这种叙述性的描绘背后，是复杂、饱满的情感。

　　彦涵的作品几乎可以被认为是抗战时期和之后几年里历史的图像文献，描绘。记录了抗战前线的艰险和后方的人民生活、建设活动，而“抗战题材”已然成为激励民族斗志与进步的艺术精神和创作传统。木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并且作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象征而多次被用作这个时期历史与研究著作的封面插图，它是全民抗战时代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记录。

　　第二时期(1949-1976)

　　新中国美术时期

　　古元《毛主席和农民谈话》

　　创作年份：1951年

　　这件作品以歌颂毛泽东为主题，毛泽东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这幅画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在刻画群众形象的基础上，更描绘了陕北解放区的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无限信赖、坚决跟着党走的新的精神面貌。

　　这件作品曾获得中央文化部颁发的新年画二等奖。当时入选作品特别是获奖作品基本都被国家收藏，古元这幅作品也不例外。但作者本人对这一题材情有独钟，同年将此作品又画了一幅自留。该幅作品较前幅更趋完善：毛泽东的形象更为生动，窑洞墙面也变得阳光明亮，窗户和人物也有局部调整，属古元该题材中的重要作品。

　　吴作人《佛子岭水库》

　　创作年份：1954

　　相比于作者之前作品中明显带有些许激情的笔触，这幅《佛子岭水库》色调明亮柔和，更显沉稳与笃定。画中横向的山峦、水库堤坝、江面行人通道与竖向高耸的树木相应，增加了画面稳定感，同时展现了江面的宽阔与空间的纵深感。在青山绿水的佛子岭中，水库堤坝正在运行，湖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作者以愉悦、澎湃的心情歌颂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雄伟场面。作品完成之后被安徽治淮委员会借去作长期的展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建设热情。

　　第三时期(1978之后)

　　当代艺术发展时期

　　罗中立《春蚕》

　　创作年份：1980年

　　《春蚕》与《父亲》创作于同一时期，也采用了巨大的尺幅为普通劳动者造像。一位老妪躬身垂首立于养蚕的簸箕前，面孔隐没不可辨，满头银丝呼应着白嫩的春蚕，枯黄的双手握着一片新绿的桑叶。《春蚕》被罗中立称为《父亲》的姊妹篇，“我的《春蚕》又名《母亲》，画的是一个农村老妇，拿着一簸箕的春蚕，在细心调理，老人银发缕缕，双手青筋暴涨，表现出她的辛劳和对劳动的喜悦。”

　　何多苓 艾轩《第三代人》

　　创作年份：1984年

　　《第三代人》是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群像。何多苓认为“第三代人”是幸运的，他们幸免于前辈所经历的战乱与政治运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激烈社会变革中蓄势待发。

　　何多苓与艾轩选择了在他们看来能代表“第三代人”精神风貌的同学做模特，其中包括现已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界代表的诗人翟永明、建筑家刘家琨、画家周春芽，张晓刚等人。

　　艺术家以写实的手法，饱满的构图，将这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塑造成一座座丰碑。而他们脚下错综混杂的方向，似乎预示着有待探索的未来。人物眼神中既有对未来的期许和热情，也饱含青春的迷茫。主体人物直视观者，带来巨大的震撼。艾轩认为这一群体“有咄咄逼人的感觉，是转型时代善于思考的一代人，背负着沉重的中华民族使命”。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系列》

　　创作年份：1998年

　　1993年，在偶然翻看父母的老照片时，张晓刚发现了蕴藏其中的时代缩影，既具有历史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又具有当代艺术所推崇的影像上的符号特质。这幅作品正是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家庭的老照片和民间“炭精素描画像”为灵感创作的。画面中千篇一律、个性模糊的“中国人的脸”肤色怪异，表情淡漠，平滑柔和的肌肤上带有胎记似的光斑。他们身着充满世代印记的中性服装、冷漠而出神地望着观者。细长的红线出没于人物之间，似乎在暗示着“血缘”牢不可破，这其中包含亲情的、社会的、文化的关系。

　　周春芽《太湖石》

　　创作年份：2000年

　　2000年左右，周春芽开始创作“太湖石”系列，重新演绎这一常见的中国传统山水灵性的标志物，注入个人诠释。他以石头、树为载体，通过笔触捕捉潜藏在它们自然属性下的视觉可能性，并将其强化、放大。

　　这幅《太湖石》描绘一块厚重且色泽丰富的石头，悬浮于黑色背景上，无任何支撑。画中石头凹凸起伏，有许多道孔。强烈的色彩对比以及充满能量的线条传达出一股生长的冲动，一番压抑的激情。虽然《太湖石》从题材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周春芽的笔法与色彩均打破了传统水墨的格法气韵，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周春芽利用自在不羁的线条和厚涂的颜料为这幅作品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摆脱了象形的限制，给观者一种张扬奔放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