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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礼于器: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礼制思想

来源:中国书画网 作者:编辑-jane

  

藏礼于器: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礼制思想
  李健民

  青铜礼器的体制是青铜文化的核心内涵。通常所说的青铜礼器,一般泛指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此外,乐器也在礼器之列。青铜礼器为王室及上层贵族所专用,其组合与数量的差异是划分权利和地位区别的重要表象,从而形成等级森严的礼制。在《周礼》和《仪礼》等文献中,具体记载了西周青铜器的礼制。考古发掘所获的实物资料,为研究青铜器礼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始期。考古发掘所见的夏代青铜礼器的品类和数量有限,对其青铜器的礼制也不甚明了。相当于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见于公开报道的资料,合计有鼎1件、爵13件、斝3件、盉1件,说明饪食器与酒器是最早的青铜礼器组合。

  商晚期是青铜时代的兴盛期。以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品类丰富,数量也比较多。殷墟妇好墓是迄今所见规格最高的商王室贵族墓葬。妇好墓出土青铜器共468件,其中礼器196件,包括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占总数的44.8%,品类有鼎、甗、簋、彝、尊、觥、壶、瓿、卣、罍、缶、斝、盉、觯、觚、爵、斗、盂、盘、罐等。

  鼎是最重要的器类,妇好墓出土有方鼎5件、圆鼎26件,其他器物以酒器为主,数量多寡不一。觚的数量最大,达53件,其次为爵40件、斝12件。由此可知,在殷商时期,上层贵族饮酒成风。当时青铜器的礼制似未成定例,而是依重器(主要是鼎)及酒器品类和数量的多寡,来区分墓主人地位之高低。

  西周是青铜礼器制度的成熟期。西周的青铜礼器大体延续了商晚期青铜礼器的品类,但有所增减。突出的变化在于,西周酒器无论品类还是数量都明显衰减。此外,又出现匜、盨、簠、钟等新器物。据文献记载,西周的青铜礼器以鼎、簋的数量组合为典型代表,各级别差异已有定制。在宴飨和祭祀时,鼎、簋分别以奇数和偶数组合搭配使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迄今为止,西周的天子墓并未发现,相关情况不得而知。诸侯国君的墓葬,考古发掘则多有进行。晋侯墓地位于山西临汾曲沃天马—曲村,共发现9组晋侯及其夫人墓葬。晋侯墓地随葬的青铜礼器大都用5件鼎、4件簋、2件方壶,甗、盘、匜(盉)各1件和一两套编钟等。晋侯夫人墓多为3件鼎、2件簋、2件圆壶和盘、匜(盉)各1件。

  但上述情况不可一概而论。晋侯墓地M91共出土35件青铜礼器,其中鼎7件、簋5件,另有编钟7件。该墓葬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墓主人当为晋侯喜父。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诸侯国君享用的青铜礼器与礼书关于西周礼器制度的记载大体接近,但普遍遵行就低不就高的原则。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割据,战乱频繁。与此同时,列国青铜器数量激增。诸侯、卿大夫,甚至家臣,竞相铸造青铜器,以此显示权力和财富。随着青铜礼器制度的破坏,青铜器的使用更加广泛,不仅限于王室和上层贵族,而是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位于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出土青铜器486件。其中礼器和生活用器90余件,含镬鼎1件、升鼎7件、带盖鼎10件、簋8件、鬲8件,其他如簠、敦、豆、笾、方壶、缶、鉴、盘等均为偶数。此外,出土乐器32件,含甬钟12件、编钟9件、编镈8件。关于墓主人属哪一代诸侯,尚存争议,而以昭侯申(前518—前491)说较为可信。当时,作为小国的蔡国,介于相互争霸的吴、楚两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然而,蔡侯随葬的青铜礼器仍十分丰盛奢侈,僭越礼制若此,可见“礼崩乐坏”风气之烈。

  概言之,夏商周青铜礼器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成制和衰亡的过程。青铜礼器的品类、形制、纹饰乃至铸造工艺也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是夏商周青铜时代真实、精髓的缩影,为后世传留下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因而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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