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深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陈坚》 220×600cm 油画 2004年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是著名画家陈坚花费十年心力的鸿篇巨制，油画虽有一些与史实不符，但整画气势磅礴，深刻反映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递交投降书的庄严场面，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统一。 油画还荣获了全国第十届美术作品展金奖等奖项。油画现存于抗日战争纪念馆。

　　陈坚(1951.9-) 江苏无锡人，无锡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现在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画家。《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是他的重要作品，描绘的是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受降的仪式，作品现存抗日战争纪念馆。

　　整个画面庄严肃穆，近似于真人大小的200多个人物，作者花费十年心力的鸿篇巨制，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统一。油画正中央从左到右是英、美、中、苏(事实上是按美、中、英、苏的先后顺序从中间向两边展开的。而台下警卫手持的是联合国家(联合国创始国)的各国国旗52面，国旗环绕着受降台，并按照各个国家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其中画面上画出部分的左边右起分别是哥伦比亚(Colombia)、中国(China)、智利(Chile)、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希腊(Greece)。

　　据史料记载，1945年9月9日，南京满城欢腾，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喜气洋洋，人们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定为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主会场的大礼堂，也一洗蒙羞的窘态，恢复了庄严的气派。正式受降时间选在9月9日上午9时，这与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有关，以为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因而将受降签字仪式举行之时定在三个“九”字相遇的时候，寓意“三九良辰”。

　　陈坚构思的画面，不是古城的狂欢，也不是广场的盛况，而是锁定了“三九良辰”。最寂静的时候，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候。他先给他的画起名为《落日：1945年9月9日9时》，后来他感到，应该更公正、更客观，去掉主观评说，索性改名《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陈坚对于每一个细节真实的考证，几乎到苛刻的程度。受降会场上有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是按字母排列的，他求证这些国旗，并且是1945年时的国旗样式，然后买来白布，画出20多面国旗，缩小排列成悬挂状，成为他绘画取样的实物。从许多黑白老照片上，陈坚有他的独特发现。日军将官的领章钉法与中方将官不同，将星不在领章正中，而是从边沿钉起，即使一颗星也在一侧;日本军官的袖口都有军衔标志。日本陆军皮靴有模糊的“马刺”，陈坚翻阅大量资料，得知日本虽属轴心国，但其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封建军国主义色彩甚浓，陆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普遍骑马行军，因此皮靴镶有“马刺”。

　　军人在室内脱帽，中日双方均如此。陈坚先在投降桌与受降桌上都画了军帽。后来他从照片上发现，日本军人坐着时，军帽是拿在手里的。他再画军帽，中方将领的军帽在桌上，日方将领的军帽只有一顶，是冈村宁次的(他要签字盖章)，其他日将的军帽都应该在手上，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中方军人的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时特有的臂章标记，陈坚也都做到有根有据，绝不草率。他还亲手将它们制成道具，放在不同的光线中，供绘制时参照描摹。他的努力超出常人，他的收益也超出一般。

　　在史料记载和纪实文学中，投降席和受降席是个很简单的概念，而在陈坚的眼中，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可随意想象，要给后人一个真实的记录。他对照当时的几张照片，得出结论，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大小是不同的。中国将领面前的受降席，比投降席大一倍，日军将领坐的是帆布垫的高背木椅，中国将领坐的是带扶手的太师椅，扶手雕有回纹形曲线花纹。听说南京博物院陈列有投降席和受降席的复制品，陈坚专门去看，画了速写。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浅不一，南京博物院复制时做成了蓝色、白色、蓝色。陈坚认为不对，黑白照片上的“三色布”有三种色差，不可能有两种同样颜色。他参照会场立柱等处的色彩搭配，断定“三色布”应遵照中华民国的国旗色：蓝色、白色、红色。这三色是当年受降仪式会场布置运用的基本色。

　　创作这幅画时，陈坚征求了同行和非同行的许多意见。曾亲历受降仪式的南京政协委员、90多岁高龄的王楚英老人当时在新六军，是史迪威将军的英文翻译官。老人专门到画室看他的画，肯定了陈坚的画作，只提出在会场的新六军士兵的美式装备，背囊上有一条卷起的军毯。陈坚找来自己的军毯，反复折叠，终于逼真地添画上去。老人的意见加强了中国军人的威武形象，陈坚非常感激。

　　陈坚说起自己的创作理念，充满激情，又不乏冷静。“中国人民以3500万人的生命换来了那一天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永远不该忘记。我感谢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光辉瞬间给我心灵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