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性别到底怎么一回事？

　　“摄影有性别吗?”对于一个女性主义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又并不简单。

　　女性主义类型学：摄影分析的基点

　　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问题，却容易被肤浅的“弱势论”的答案所囊括。女性主义所依托的“弱势论”基本命题是这样的：整个社会依附在男性化的权力结构上、女性的弱势是一种社会构成的前提，一种牺牲或一种原罪式的不平等。

　　于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摄影——这个承载人类目光的视觉媒介，从被发明以来，就自然成为社会主体表达男性话语的权力工具。不过，一些女性主义者也意识到摄影并非完全是“男性视觉的附庸”，它可以被扭转为女性主义自我的注视和抗议。

　　毫无疑问，“摄影的性别和女性主义”在其被书写之前就被打上“女性弱势论”底子，似乎摄影的性别就是男人观看，女人被看，恰是这种陈腐观念汇聚成鹦鹉学舌的潮流，成为长期以来所谓女性主义者言必提及的陈词滥调。

　　然而在不同的区域和种族所产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就像印度裔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莫汗娣说的那样：“南亚的黄种女人跟北美的白种女人关心的女权是不一样的，但白种女人总以为她们的痛苦和抗争是普适的。”

　　同样的，对摄影中女性主义的理解不能是同构的。在拼图完整的谱系之前，我们要辨识每一道女性主义的光谱，对女性主义思潮做以类型学式的大致分类。简单地说，我们将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分为两大类：“关注身体系统”和“关注生产系统”，意在包容大部分的女性主义潮流，进而以此为基点，来梳理和把握女性主义和摄影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关注身体系统”包括身体形态的差别、身体的视觉消费、强奸和堕胎、争取性自由(如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杰梅茵•格里尔和印度小说家萨哈的著述)、语言符号系统的权力倾斜(例如凯特•米勒特《性政治》和麦金农对黄色书籍侮辱女性的批评)、以及同性恋和异性恋“两性对立”模式的确立和消解(如酷儿理论大师朱迪•巴特勒的著作《性别麻烦》)等等;

　　“关注生产系统”包括男女由经济产出不同造成的就业歧视以及其他政治权利的差异(此时的女性主义往往同马克思主义进行混合，或同民权运动的结合)、弱势族裔的女性主义(例如黑人女性主义)、全球化形成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西方机构用西方的女性主义模式来启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运动，结果却是一塌糊涂，因为争取的目标或者是优先序列完全不同)、以及因全球化生产和竞争导致不同国家间女性生产者的敌视，从而形成的反西方女性传统结盟运动的后现代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堂娜·哈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