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在上海博物馆亮相

      牛是勤奋、友善而坚韧的象征，为迎接农历辛丑牛年，2月3日，“卓荦（音同“洛”）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

      牛在中韩两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图腾、祭品、食物、农耕和交通工具等多重功能，其形象也被赋予勤勉、本分、力量、隐逸等丰富内涵。本次展览也是上海博物馆首次聚焦东亚汉文化圈下的生肖习俗，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共同联手推出本年度第一个新展览。
 
      此次亮相的共有8件/组文物，其中包括上海博物馆馆藏的6件/组牛年生肖精品文物，以及来自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2件交流文物。有意思的是，两件韩国文物是在没有韩方人员的运送下，打“飞的”来到上博的，这在上博文物交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上海博物馆一层大厅中呈现的四件展品，分别是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镶嵌高丽青瓷、嵌银丝铁器，以及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青铜牺觥和康熙五彩碗，从不同层面体现传统社会中的两大重要牛事主题：祭祀与农耕。此外，绘画馆、印章馆和玉器馆亦特别展出相应材质的牛年生肖文物，各具妙趣。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也正在展出上海博物馆选送的2件牛年生肖文物，分别为宋代划花番莲纹卧牛枕和明代牛形镜架。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引用韩国古诗句“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希望能为两地观众带去温暖向上的力量。
 
       展览将持续到3月7日。

凤纹牺觥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2.7厘米，长19.5厘米，重0.95千克
上海博物馆

      整器为一头牛的造型，牛首、牛背作盖，牛背上立有一虎为盖钮。牛的颈部作短流口，腹部浑圆，腹下部设四个成两列的小乳突，尾部垂有尖短尾。四个壮实的蹄足均有两个小穿孔，足后部有突起并列的小趾。牛的颈部饰龙纹，两龙相对竖立卷尾，下部饰虎耳兽面纹，中间有一条突起的棱脊。臀部为外卷角兽面纹，腹部主体饰长冠凤纹，由于纹饰受到空间限制呈横长形。凤首有尖勾喙，大圆目，头顶有一条向内卷曲的华丽长冠，长尾上卷，凤爪贴于牺觥的前足上，全部纹饰以云雷纹为地纹。

清康熙景德镇窑五彩耕织图碗
高8.1厘米，口径18.6厘米，底径9.1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碗直口，深腹，圈足。器身以五彩装饰，碗内口沿处装饰锦地纹一周，间有四个开光，内绘折枝花卉。碗心绘牧童骑于牛背之上，并将斗笠高高抛起，充满童趣。碗的外壁绘有农夫驱使水牛耖（chào）田的场景，该图像来源于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中的第四幅《耖》。《耕织图》为南宋楼璹（shú）所作，1689年康熙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南宋本绘制《御制耕织全图》，计有《耕图》和《织图》各二十三幅。“耖”即是画面中农夫所使用的农具，耖田即是农夫所从事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使耕耙后的水田平整，并进一步破碎土块和压埋残茬、绿肥，促使土肥相融。

铁制嵌银丝方形火炉  朝鲜王朝晚期（19世纪）
高25.3厘米，宽18.4厘米，长18.7厘米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火炉铁制，配以黄铜把手和底座。炉盖和炉身采用嵌银丝技法，在器物表面制作凹槽，嵌入银丝锤打，形成纹样。炉盖每面各有一窗，左右缀以梅菊。炉身刻画以“隐逸”为主题的中国古代书画场景四则：农田耕作图、孟浩然探梅图、三顾茅庐图和王羲之观鹅图。其细腻描绘的中国古代故事体现了当时的韩国人将艺术鉴赏融入日常生活的高尚情怀。
      战乱渐息的朝鲜王朝晚期，除了武器或农具，铁也用作金属工艺品的材料。这类工艺品包括供奉王室的火炉，以及烟盒、烛台、笔盒等民间生活用品。在铁器上镶嵌银丝是当时流行的装饰技法，纹饰多为十长生、蝙蝠、八宝、花、蝴蝶等图案。本品别具一格地描绘了中国的古代历史人物和风景。

清 任熊 甯戚饭牛图页
纸本，设色  纵27.6厘米，横34.6厘米
款署：“甯戚饭牛”  钤印：“任熊之印”白文方印
上海博物馆藏

      此页为晚清海派画家任熊所绘“甯戚饭牛”典故。任熊（1823—1857），字渭长，一字湘浦，号不舍，浙江萧山人，寓居苏州、上海，卖画为生。任熊绘画天才高，各种画科无一不精，画法主要学陈洪绶，并融合其他流派。
 
       “甯戚饭牛”的典故出自《吕氏春秋·离俗览》，说的是卫国贫民甯戚自我推荐于齐桓公并得到重用的故事。甯戚想到桓公那里干谒求职，但因为穷困无法得见。于是他为商队赶车到齐国，夜宿于城门之外。桓公夜开城门迎接客人，所有赶车者都得回避。桓公随从很多，火把明亮。甯戚正在车前给牛喂食，看到桓公而悲伤，敲打牛角放声而歌。桓公听见后，对他的仆人说：“奇怪啊，这个唱歌的人不是一般之人。”于是命令用后车带甯戚回朝。仆人向桓公请示如何处置甯戚，桓公赏赐甯戚衣冠并接见了他，甯戚游说桓公统一四境。第二天再见，更劝说桓公统一天下。桓公非常高兴，将重用甯戚。群臣们纷纷劝阻说：“甯戚是卫国人，卫国距离齐国不是很远，不如我们派人去打听一下，若他确实贤能，再重用也不晚。”桓公说：“不可，打听可能会听到一些小毛病，因为小毛病，而忘记人家的主要美德，这就是君主错失天下人才的原因。况且一个人很难十全十美，只用他的长处即可。”于是对甯戚委以重任，官至大司田，和管仲等重臣一同辅佐桓公成就大业。
 
      这个故事体现了齐桓公慧眼识英的能力和唯才是用的胸襟。甯戚虽然穷困却勇于自荐，最终实现了宏大的人生抱负。不过，任熊所画的并不是齐国城郭外甯戚见到齐桓公时敲击牛角而歌的场景，而是甯戚坐在野外草丛边放牛。画中甯戚身着打补丁的衣服，斗笠、牧鞭放置一侧，大小两头黄牛一卧一立，神态悠闲。显然这是甯戚未遇之时放牛的情形。相传甯戚还著有《相牛经》，是古代辨别优良牛种的重要典籍。任熊以笔墨勾勒造型，然后加以渲染、设色，结合了人物、山水、动物各科画艺，又不失文人画的雅趣。

明“丁丑进士”白文木印
黄杨木  纵2.3厘米，横2.1厘米，通高3.95厘米
1969年上海黄浦区丽园路 明代朱氏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明“丁丑进士”白文石印
青田石  纵2.4厘米，横2.15厘米，通高3.9厘米
1969年上海黄浦区丽园路  明代朱氏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明代“丁丑进士”牛钮黄杨木印，此印于1969年在上海黄浦区丽园路明代朱氏家族墓出土。同出有九印，“丁丑进士”同文印有两件，另一为青田石印。这两件同文印在印材选择、印钮雕刻、印文篆刻等方面都十分讲究，特别是木印印钮的雕刻工艺，可视为明代匠人精工妙手的代表作。
 
      印章主人朱豹（1481-1533），字子文，号青冈居士。正德十二年（1517年）登进士。在明代，以朱豹、朱察卿父子为代表的朱氏家族，是松江府颇具影响力的望族。朱氏家学渊源深厚，进士举人递出。朱豹先后于丽水、奉化、余姚为令，深受民众爱戴，“献时政十事，言极剀切，天子嘉纳，诏加奖谕”。嘉靖六年（1527）擢福州知府，后又任贵州道监察御史。1998年6月在局门路中长公寓工地曾出土有朱豹神道残碑。葬“肇溪斜桥之原”，与印章出土地点相符。身后其弟偕豹子察卿一同为他刊刻了诗文集，名为《朱福州集》。
 
      两枚“丁丑进士”同文印是印主为纪念他在“丁丑”是年高中进士而特意请人刻制的。惟金石可长久，文人士大夫钟情以印章的形式记录重要时刻。馆藏“己丑榜眼”“癸丑翰林”“辛未进士”等多方纪年登科印也属此类。两枚同文印尺寸相近，木印纵2.3厘米，横2.1厘米，通高3.95厘米；石印纵2.4厘米，横2.15厘米，通高3.9厘米。篆法风格亦相似，字法近同，唯“进”字略有变化，可视为同一人所篆。四字印文施以白文，布白停匀，气息典雅，线条圆润，笔画首尾略细。两印的刻制均采用了宋代以来木印所用的直刀深雕细剔工艺，朱氏家族墓同出“青冈之印”朱文石印、“平安家信”朱文木印也是用这种方法刻制而成。“丁丑进士”石印印侧划刻有“周经篆”三字值得注意。一是可知周经即为两印的篆稿者，二是在此期，印章的篆稿与刻制还处于分工合作的状态，篆稿者多为文人，刻者多为匠人，他能在印侧署名，当是其中翘楚。为中国篆刻史的早期印人研究增加了珍贵资料。三，这枚石印的制作时代早于明末文彭等人使用石材入印的时间，使它在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