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的一楼和三楼展厅，同期举办金立德、卢治平的作品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展，这两个展览均被冠以“馆藏研究展”。那么，美术馆缘何同期为两位艺术家办展览？翻看以美术馆名义举办个人展览的艺术家陈盛铎、张桂铭、金立德、卢治平、乐震文等之间是否有微妙的联系？所谓“馆藏”“研究”又分别有何含义？
“卢治平作品研究展”展览现场
以展览吸纳藏品，丰富“馆藏”门类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一楼展厅，“渐悟自然——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藏金立德作品研究展”正在举行。谈起金立德的名字，或许很多人会颇感陌生，但他与艺术教育却有很多交集。
1982年5月，金立德带学生去苏北镇江写生合影
一楼展厅内，一份金立德先生的生平，显示出他的艺术经历。金立德出生于1931年，1949年师从陈秋草、潘思同，就读于他们创办的“新中国美术研究所”主要学习水彩，同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名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学习油画，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这一时期同傅抱石有所交往，傅抱石给了金立德两个建议，一是学中国画、感受其中的气息；二是反映生活。1959年，金立德回到上海，成为职业画家，后也在印刷厂担任美术设计员。直至1973年，赴上海师范学院任教，此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直至1999年退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展览陈列的学生感言可见，他的学生几乎遍及艺术的多个领域。退休后金立德依旧进行油画和水彩创作，2017年起又开始了国画领域的再探索，如同生活记录一般以国画小品的形式画下身边见闻。
金立德，《德累斯顿》，水彩速写，1999年
通过画家的经历，再看其艺术作品或读出不同的含义，在上海私人画室学水彩画师从“留法”一路；在杭州又接受专业油画教育又呈现出“苏派”的样式；到了南京，在傅抱石的影响下又将接触中国画技法，同时在“艺术反映生活”的观念倡导下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金立德的艺术探索在时代变革之中进行，他也通过教书育人，将自己的所学所获启发后辈学生的艺术创作。
金立德，《江帆》，油画，1961年
退休以后，尤其近几年他的艺术创作更生活和自我，他的笔下有山河湖泊的自然风物，也有门口遛弯打牌，可见其生活的日常。
金立德，《浪花》，水墨，2018年
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三楼展厅，则是 “坐领风物——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藏卢治平作品研究展”，卢治平出生于1947年，但从展出作品看，很难想象他已年过七旬。
过去对卢治平作品的印象是以丝网的手法解构中国具象的文化符号，比如明式家具、瓶中花。而在展览中，他近年来的创作虽能看出其一脉相承的版画语言和创作观念，但其表现却更为意象化，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表达，似乎不用太多语言去讲述，观众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受到艺术家所要诉说的。而展览中几件融合了版画元素的装置作品，可见其依托版画本体的多元尝试。
卢治平，《坐领风物-观石篇-思云》，丝网，68×47cm，2018
与金立德早年就开始接受正规美术教育不同，卢治平早年曾在海美术设计公司从事展览设计，几乎年近40岁时才进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进修，或许因为版画的多元和延展性，卢治平在上海较早开始涉足版画，虽然上海被认为是中国新兴版画的发源地，但直至2000年以后上大美院才开设了版画系。而卢治平担任艺术主持的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半岛版画工作室”虽为民间艺术机构，却可作为学院毕业后，年轻的版画家继续从事版画创作的起点，为社会上的艺术爱好者提供了走进和实践艺术的指导。
“卢治平作品研究展”展览现场
近十年来，相继推出的四届“上海国际版画展”向公众展示了版画1980年代末，廖修平将“三版”（铜版、石版、丝网版）的概念带入中国大陆后，上海版画的创作现状和国际交流，而卢治平始终参与其中。
相比以上两位， 在辞世五年后首次举办艺术大展的张桂铭出生于1939年，他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同年入上海中国画院，1990年代任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展览同样通过作品梳理了张桂铭从早年见基本功的浙派人物画到新艺术样式的变革之路。
“金立德作品研究展”展览现场
将展览均归为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藏研究展”之列，美术馆副馆长阮竣也坦言，收藏对美术馆很重要，但目前也很困难。这类展览在展示作品的同时，也丰富了馆藏。“此前美术馆已经藏有卢治平过去多个时期的作品，通过此次展览，又收藏了几件他的近作，现在藏有卢治平的作品81件；而张桂铭和金立德此前美术馆的馆藏并没有他们的作品，通过办展充实馆藏门类。其中金立德公众相对比较陌生，但他的交往和经历又很丰富，通过对他的作品和经历的打捞，也可还原一些可见的社会史和被遮蔽的个人史。
以多种形式的展览呈现 “馆藏”和“研究”
其实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办“馆藏研究展”并非是2019年开始，2017年， “润物无声——陈盛铎艺术展”、 “烟云物外——乐震文艺术展”和“东韵西语——黄阿忠艺术展”等均属于“馆藏研究展”的范畴。
2017年初，“澎湃新闻”曾就展览专访了乐震文，那一年恰逢乐震文60岁，他将自己的60幅作品捐给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作为自己绘画的阶段性小结。乐震文当时在接受采访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展览，作品是从1980年代至今30多年的积累。回看展览作品，很多是我80年代，参加展览会的大画展出结束后就存放在家。这些作品是我的成长见证，但个人的保存能力毕竟有限，这次重新托裱后捐给公立美术馆，也是这些画的最好归宿。而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也是非常重视，这60幅画全部数码扫描，存放仓库，用一套科学的方法保存。这些画如果拿出去卖反倒成为了别人的工具。”
“烟云物外——乐震文艺术展”展览现场
而做“陈盛铎艺术展”展时，陈盛铎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在美术史中，通过展览这位“中国素描第一人”再次被挖掘——他18岁进入上海美专学习，毕业后赴日本深造，1929年学成回国从事美术教学，除了任教各大美专外以“陈盛铎画室”、“现代画室”和“新美术研究所”等形式研究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尤其是素描教学的重要线索。他的“朋友圈”大师云集，他曾是杭州国立艺专克罗多教授的助教，也参与了林凤眠的艺术运动社。新中国成立后，陈盛铎收到了两所美术机构的邀请，一是当时倪贻德所在的杭州艺专（今中国美院），同时还有上海本地的同济大学，权衡再三，陈盛铎最终选择留在上海了。而他的学生更是包括了黎鲁、贺友直、端木勇、蔡吉民、汪观清等。
1920年代陈盛铎素描作品
当时的展览也呈现了陈盛铎部分美术教学成果（即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学生的珍贵习作）。在陈盛铎早年的少量油画作品和学生时代的素描中，公众可以看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美术和学院教育对他的启蒙，对其早期画风的直接影响。而1950年代后，他创作的素描和油画，更侧重东方美学的素简纯粹。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素材。
1982年5月带81级学生去苏北镇江写生合影
当然，“馆藏”绝不是藏在馆中，“陈盛铎艺术展”在馆内首站后开启巡展，2018年8月巡展至重庆王琦美术博物馆，因为陈盛铎本身和美术教育相关，展览还延长至四川美院开学后，作为川美师生课外教学的一部分。据阮竣介绍，陈盛铎家族中有一支目前生活在重庆，他们得知了“陈盛铎”展到重庆，十多位家属均来了开幕式，他们中很多人其实已经和艺术没有太大关系，通过展览了解了自己先辈所从事的艺术教学和实践，他们看了也很感动。
美术馆对于馆藏的管理、研究等一系列“幕后工作”，通过展览呈现，也让更多艺术家对将画入藏公立美术馆充满信心。
陈钧德，《色草花果图》，油画
艺术家个案“研究”挖掘被遮蔽的美术史
2020年在“馆藏研究展” 计划展览之列的有陈均德和陈培荣。其中 1937年出生的陈钧德于2019年9月24日辞世，三年前陈钧德曾在中国美术馆办展，将海派文化中基因通过画面带到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之一。他的绘画也被认为是“接续20世纪30年代断了的油画传统，并与中国文人画相结合，而且色彩那么少见的自由”。
其实，早在2018年9月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在收藏陈钧德作品时已经和他谈及了办展计划，但细节尚未商定，陈钧德就匆匆离开。未来带着多重价值意义的“陈钧德馆藏研究展”将如何呈现，也颇让人期待。
陈钧德，《夜市》，油画
而再反观“馆藏研究展”的名单，陈盛铎、陈钧德、张桂铭、金立德、卢治平、乐震文、黄阿忠，似乎有一条隐隐的线索——他们是江南的、也是海派的。
将他们的作品和人生经历结合起来看，其中潜移默化有江南文化的浸润，又有海派文化的不拘一格、多重面向，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创新，以及不同程度的西方艺术融合。
陈盛铎，《灵岩兴国古刹》，1960年8月，纸本素描
再往细看，他们似乎都和教育有关，陈盛铎可作为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代表人物之一；陈钧德任教上海戏剧学院，并一直在探索中西方艺术融合；张桂铭在固定的绘画模式中大胆探索新样式；金立德的艺术则上接“私人画室”的水彩画，后又多重融合；卢治平主持的“半岛版画工作室”似乎是民国画室模式在当下的延续；乐震文此前任教于上大美院国画系，现为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院长；黄阿忠也在上大美院任教多年。他们在将上海的艺术传统以各种形式代代相承。而其中上海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水彩和版画的策源地，对于艺术家个案的研究也梳理出上海近现代美术史的发展。
陈钧德，《山林秋径图》，油画
“馆藏研究展”包含了“馆藏”“研究”“展览”多重含义、对艺术家、对公众、对美术馆的发展均有意义，相比宏大叙事的大规模展览，作为“个案研究”的“馆藏研究展”展示出的是艺术家作为个体的艺术风貌，也揭示了海派艺术家不同又相似的艺术状态。
（图片来源于澎湃新闻及网络）
